年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工业化的成就，概括了工业化“中国方案”中的逻辑和经验。从产业成长看，本文通过数据和事实分析认为，年，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工业大国”、“大而不强”是中国的最基本经济国情；从工业化进程看，年全面实现工业化，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产业结构演进看，可以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按照市场化划分为市场经济方向探索、市场经济构建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三个大的阶段，通过对各个阶段中制度变革、要素流动、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分析，刻画出年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动力；从产业政策看，中国正确处理了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但又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相对合理。归结起来，工业化“中国方案”的核心经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迈向高端化；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
[摘要]在新一轮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工业的背景下，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变化与整合。在这一进程中，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现行产业体系已经显示了多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变革调整，以发展形成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代表生产、流通、组织与技术等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未来在国际分工中拥有竞争优势的基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意义十分重大。本文通过对中国现行产业体系的深入分析，探寻了其背后的运行逻辑以及关键点；尤其是通过对影响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两个关键要素的把握，对建立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体系特征、体系架构、战略径进行了纲领性研究，并对中国如何从现行产业体系转变为现代产业体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径。
[摘要]本文从中间品贸易和量化分析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进行了评估。文章首先对中美两国中间品贸易的有关典型事实进行了梳理；然后在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基础上融入了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行为，通过构建相应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讨论了进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关税变化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进口最终产品关税下降，该国福利水平发生恶化，进口中间品关税降低，该国福利水平则有所改善。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①与理论预期一致，当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中间产品关税时，会恶化其福利水平，进口最终产品关税提高，其福利水平则会改善；②受中间品贸易的影响，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摩擦后，两国福利水平均会发生恶化；且与美国相比，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更为严重。稳健性检验和后续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从量化分析的角度支撑并论证了贸易化对福利水平的积极影响。本文各方应通过协商及谈判的方式解决双边及多边贸易摩擦，构建公平竞争的贸易格局。
[摘要]投资者的学习效应是近年来金融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但是投资者的学习途径依然是一个“黑箱”。面对相同的信息源，为什么投资者对信息加工的结果会出现差异？本文通过对国内一家有代表性的P2P网贷平台“人人贷”的交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投资者存在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效应。具体表现为：如果投资者发生过角色转换，有过作为借款者的借款经历，那么其投资业绩会显著提升。这一学习效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动的角色互换经历并不能提升投资业绩，而主动的换位思考才能带来学习效应；从投资行为看，投资者在角色转换之后，其投资风格会出现显著改变，更加偏好信用风险较小的借款。当前国内居民投资需求日益旺盛，但市场中各种投资产品良莠不齐，本文提出的角色转换效应有助于投资者树立正确的信息学习途径，提升金融投资者福利，同时对传统的信息经济学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理论创新有所贡献。
[摘要]为剖析中国地区工资差距产生的原因，本文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作用，创新性地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集聚效应融合起来，运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微观数据，在对各地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集聚效应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3年中国地区工资差距增大，且地区工资差距主要体现为高技能劳动者的地区工资差距；地区工资差距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主要是由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集聚效应的综合影响，表现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作用于高技能劳动者使劳动者工资差距增大，集聚效应又不断通过劳动者的地区流动助力于提高所有劳动者工资促使地区工资差距形成。进一步反事实分析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导致地区工资差距的最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缩小地区工资差距、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摘要]本文构建了中国情景下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模型，说明了在技术审查能力及项目监管能力满足一定条件时，创新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补充和对外部投资的间接带动，表明了产业政策中有限有为的作用。选取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手工搜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得到企业创新补助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Heckman两步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地评估了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微观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补助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加，而非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无显著影响。创新补助对民营企业、处于成长期及公司高管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的研发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验证了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即企业获得创新补助会向外积极信号，从而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集聚。本文认为，应提高对创新补助项目的技术审查能力及监管效率，优化项目筛选标准及程序。在创新政策制定时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重在发挥支持有限社会资源向企业科技创新配置的引导作用。
[摘要]本文就中国2011年开始实施的《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简称“减碳”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减碳”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着成本增加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减碳”政策对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叠加，且叠加效果会随“减碳”政策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对“减碳”政策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识别：①“减碳”政策强度与制造业企业出口规模呈倒“U”形关系，适度“减碳”政策强度下创新促进效应超过成本增加效应，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②企业研发创新是实现“减碳”政策促进出口规模扩张的关键因素；③创新促进效应会随时间推移得到逐步，表现为促进出口规模扩张的政策区间逐步扩大。在不同样本和方法下，上述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文认为，实施适度的管制政策并不会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能实现提高质量和出口增长的“双赢”。
[摘要]为改善中国的空气污染状况，特别是减少北方地区供暖季节的雾霾天气，国务院于2013年提出了治理空气污染问题的“大气十条”政策。本文利用258个地级市的数据，对“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北方地区冬季供暖对其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地区层面因素、秸秆燃烧点、其他能源使用量、各种气象条件、节假日因素以及各种固定效应后，冬季供暖确实显著加重了北方地区的空气污染。相对于南方地区，实施“大气十条”政策显著减轻了北方地区冬季空气污染程度，但是这一作用仅在供暖季节，推背图 详解这说明“大气十条”政策主要是通过与供暖相关的机制改善了北方地区冬季的空气质量。本文进一步设置“煤改气”指标，发现“煤改气”虽然可以改善北方地区冬季空气质量，但是通过测算可知其使用成本远远高于燃煤供热。更进一步地，本文将发电用煤作为清洁用煤的代理变量，发现清洁用煤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空气质量的恶化。因此，如果用先进燃煤锅炉集中供热，减少散煤和燃煤小锅炉，将有效改善北方地区冬季空气质量，而且更加符合中国“富煤、少油、缺气”的现实资源禀赋状况，长期看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
[摘要]中国现阶段转移支付制度失范是转移支付波动的主要诱因之一，而转移支付波动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风险。从理论上讲，当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加大时，为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地方往往倾向于通过提高征税努力程度增加“预防性自有财力”，从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转移支付波动如何影响地方征税努力程度；然后基于1998—2009年全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了县级转移支付波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级转移支付波动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率有显著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也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波动对企业实际税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专项转移支付波动对企业实际税率无显著影响。对企业按性质分组之后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企业，当转移支付波动增加时，国有企业、国家税务局征管企业以及有行政隶属关系企业的实际税率上升更多。本文的研究从间财政关系角度解释了转移支付波动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能够为新一轮财税体制以及现阶段企业“减税降负”政策设计提供新视角。
[摘要]忠诚折扣是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反垄断线强企业都曾因为忠诚折扣遭受巨额反垄断处罚，但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未就忠诚折扣的界定及其如何危害市场竞争达成共识。相关文献探讨也往往依赖特殊的竞争，不能很好地为忠诚折扣的反垄断规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支持。本文基于对现有反垄断案件的梳理，构建了一个允许产品或消费者存在异质性、“小厂商”存在产能约束的理论模型，对忠诚折扣潜在的反竞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指出，当产品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而当消费者需求数量存在异质性时，“大厂商”可能通过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也可能借此分割市场。本文还指出，忠诚折扣的福利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但在合理的假设下其会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在欧美国家反垄断实践中常见的将忠诚折扣类比为性定价、独家交易协议的观点值得商榷。在相关反垄断案件中，应综合考虑包括产能约束、异质性在内的市场，并结合忠诚折扣对竞争的实质影响判断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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