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间，有200余人从太平村（化名）——这个位于山东东部、不足3000人、地处两市三县交界地的村庄——出发，前往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西班牙、英国等国务工。而据不完全统计，在太平村所属的县城——这个人口超过110万的贫穷小县——有近20万人在国外打工。
2019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一，从西班牙回到太平村已快1个月的福叔似乎依旧不太适应老家寒冷的天气。
“马德里华人社区举行大了，那边的银行冻结了华人的账户。”坐在炉前烤火的福叔一边翻着朋友圈一边笑着说道。
彼时，数百名挥舞西班牙和中国国旗的华人马德里街头，西班牙第二大银行BBVA冻结了他们的账户，并BBVA涉嫌种族歧视。中提到的乌塞拉分行也是福叔经常存取款的银行，“幸亏我早回来一个月，要是选择年后回来，我岂不是连费都取不出来……”
这一年，是55岁的福叔在西班牙定居的第15个年头。他说，即便这么多年过去，那里依旧不是故乡，他始终期待着，自己回到故乡的那一天。
2004年，40岁的乡村电工福叔在收完最后一次电费后，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出去打工。用福叔自己的话说：“实在过够了一年到头没白天没黑夜的苦日子了。”
在此之前，福叔是村上唯一的电工，和电线、电线杆以及电灯泡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每天都要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村里，头戴安全帽、腰里别着安全锁和各种电笔、肩上挂着攀爬电线杆的大钢鞋。
那时候，福叔爬电线杆的速度可能是整个县城里最快的。一次，各村子的电工聚到一起喝酒，酒过三巡，有人提议认真比比看谁爬电线杆的速度最快，果不其然，福叔真的是第一名。
福叔在太平村当电工的十多年，也是整个村庄经常停电的时期。夏天的夜晚，电一停，村里一下子变得起来，燥热酝酿着，人们搬着马扎到大街上乘凉，顺便一同埋怨起电工福叔。
可这也不能怨福叔——村里电老化，村南头的变压器性能有限，可福叔也只能顶着不时而来的，硬生生地干下去。
更让福叔焦虑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他曾亲眼看着邻村的一个电工被高压电击中、手术截去了双腿。最后人抢救过来，就只能戴着假肢开小卖部。这是福叔人到中年的困境：一个人靠每月300元的工资养活全家，还干着一份让全家都提心吊胆的工作。
300块钱在那时的太平村，只够在村庄南面那座建于70年代的供销社里买两袋化肥；亦或者是村小学不到半年的学杂费——说到底，这根本养活不了福叔的四口之家。
而与福叔同龄的同乡们则极少有留在村里的，大都去200多公里以外的青岛打工了——那里离他们最近，在建筑工地和轮船码头，都是他们村里壮年汉子的身影；而早早辍学的80后，则基本都去了制造和服务行业。就算青岛离得也不远，大家一年之中回家也不过3次，春节一次，麦收一次，秋收一次；钱也挣得不多，一年到头带回家的不过万把块。
但福叔想去的，却是欧洲：“那时候咱们村的小荣就去韩国了，她可是咱们村第一个出国打工的人啊，想想人家一个姑娘单枪匹马跑到国外去，我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不可以出去闯闯？”
十几年前，老家县城里就有人零零散散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打工，这些年也时有听闻他们的消息，福叔决定以此为目标：“当年从咱们农村去欧洲打工，首选都是有熟人待的国家，即使到了现在也一样，好落脚，好找工作，挣钱多，干好了可以搞到绿卡。”
这个朴实的愿望，支撑着福叔卖房卖车、四处借钱，花了数十万的中介费后，终于在2004年5月以出国旅游的名义登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航班。和他前后脚走的，还有小学同学老杨。
和所有初到西班牙的打工者一样，福叔一到巴塞罗那，就在当地接头人的安排下进入了一家浙田人开的中餐馆里洗碗。老杨在瓦伦西亚，干的也是一样的工作。
时至今日，福叔仍然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每天上午11：30开始洗碗，一直洗到下午4：30；晚上7：30继续，一直到凌晨1：00。每月工资400欧元。
“在西班牙，我们北方人应该感谢南方人，尤其是青田人，他们来得早，我们来这里，其实是为青田人打工，从中国过去的务工人员，90%的工作都是青田人提供的。”
福叔觉得，即使是洗碗这样的活计也总比在家里干农活轻松。而且洗碗有上下班，周一至周五都很轻松，只是周六周日稍忙一些，“简直就像做公务员”。如果愿意，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
当然，在福叔看来，在异国他乡打工，赚钱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获得身份和社会认同才是一个打工者真正成功的标志。可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普通打工者，想要获得身份谈何容易？
西班牙当时的政策是：外籍人士首先要求有3年居住时间，且有住家作为登记居住标准，从登记之日算起，3年后可申请“社会荣誉”，之后再递送材料至劳工部等待申请。与此同时，还需要找一个老板作，拿到居留证后不失业、有收入。
对于福叔来说，获得绿卡必然要提上自己的打工日程。只是这个时候，大哥家的女儿大飞也来到了巴塞罗那。
“大飞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是我去接的她，那时大飞才18岁，刚刚中学毕业不久。我是觉得她还年轻，应该先帮她申请居留获得绿卡。至于我，即使被发现回国，那也值了。”
当时福叔所在的餐馆老板拥有“老板居留”（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可以从西班牙驻中国大为工作人员申请打工居留，继而获得绿卡，只是办理费用高昂。
“餐馆老板算是帮了我大忙，我也要付出代价，当时的价格是13.5万（人民币），我答应给老板14万。先给6万，剩下的8万我和侄女大飞留在他们的店里一边洗碗一边攒钱给他。”
就这样，在后面的将近3年时间里，福叔带着侄女在那家中餐馆里夜以继日的洗碗攒钱，等待获得绿卡。侄女每个月的工资是180欧。
“老板就是给你这点钱，没办法，你只能慢慢熬。而且即使是居留证下来也没那么简单，最开始只有1年，第二年再换成2年，干完2年，保险这些都没问题了，再续2年，之后再换成5年，然后才是永久。”
后来，福叔得知一个亲戚家的朋友在瓦伦西亚做服装时，立马跟他联系，想去跟着他学做服装。彼时，这个亲戚的朋友每月已能赚到2400欧，这着实让福叔眼馋。
福叔不能离开中餐馆，他就利用每周休息一天的时间去瓦伦西亚学做服装。每到这一天的清晨，他都要先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瓦伦西亚，在服装厂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巴塞罗那，然后继续到中餐馆里洗碗。
“我一共去了15个星期，属猪的属相婚配表他（亲戚）一分钱也没给我。最累的时候，两腿都发飘，在火车里呼呼大睡。”
2007年6月，在福叔抵达西班牙后的第三年，也是他和侄女一起刷碗第三年，侄女的打工居留终于下来了，这意味着侄女终于不用再继续待在的厨房里刷碗，有选择工作的了，也意味着福叔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安顿自己的人生了。
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先办打工居留。福叔的解释很简单——为自己的侄女办和为自己办没有任何区别。“在任何时候亲情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情义和信用比一张居留证要重要”。
侄女换了新工作后，福叔也立刻辞掉了洗碗的工作，很快在当地找了一家服装厂，在里面做衣服，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干了整整3个月，只是工资仍然不高。于是福叔再一次选择离开，辗转到瓦伦西亚，去老杨打工的餐馆里学做厨师——那时，老杨在瓦伦西亚已经从最初的洗碗工做到了二厨，之后又荣升大厨，每月可以赚到2000多欧——在后来10多年的时间里，福叔和老杨这两个最早抵达西班牙的太平村人，成为了村里人口中常常提及的“典型人物”。
福叔只能再一次离开了。“当时，我兜里只剩下20欧元，走在瓦伦西亚的大街上，寻思，寻思人生，一边寻思一边眼泪哗哗地流”。
原以为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获得新生的福叔有些郁闷：自己的小学同学已是每月赚到2000欧的大厨了，接下来他就能通过申请顺利获得西班牙居留。这是福叔一直以来的目标——可这么好的机会，老杨却不以为然，他想挣足钱就回国，“办一张居留证那么贵，意义不大”。
老家县城已有好几个人来到了西班牙打工，福叔得知一个亲戚准备在巴塞罗那修冰箱时，赶忙再次离开瓦伦西亚投奔了亲戚，两人一拍即合。工作刚有了点眉目，福叔就想去登记居留证，可在巴塞罗递送材料时，律师告诉他，还需要继续等待。
2008年3月25日，到了西班牙近4年、换了4份工作的福叔，带着希望再次踏上了从巴塞罗那前往马德里的征程。他带着大大小小的修理工具抵达马德里，落脚在一个同村老乡打工的餐馆里，那天大雨倾盆，“就像咱们村田里的喷灌机抽水浇地一样，哗哗地从天空往下倒”。
福叔坐在餐馆里望着窗外，满心焦躁。电话里曾和他一起创业的亲戚从巴塞罗那打来电话数落他：“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非得走！”
福叔的焦虑不无道理。这也是他开业第一天，一个活也没接到，一台冰箱也没修成。这活儿到底行不行？他一度想把修理冰箱空调的工具全部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再回餐馆去洗碗。“洗碗3年，都洗出感情来了，再干其他的，一旦不顺利时，总想着回到餐馆洗碗”。
得知了他工作刚有点眉目又要，福婶也开始埋怨他。这4年，福叔每年仅仅给家里汇了100欧元，折合人民币才1000多块钱。除了协助自己的侄女办上居留证之外，其他一无所获；而比福叔晚去西班牙打工的老邻居树哥，每个月都能固定向家里汇款1500欧元，折合人民币将近2万块钱；老杨也固定每个月都往家里汇2000欧元。
2008年，每个月2万人民币的收入对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福婶实在看不下去了。
等雨季过去，福叔继续硬着头皮四处打广告。后面发生的一切也出乎了福叔的意料，找他修理空调和冰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马德里，华人社区的家电修理原本由一个来自的修理工负责，而那段时间，这位修理工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这个“”正好空了出来——这也是很久之后，福叔才知道的。
那时福叔给客户，如果不相信他的手艺，他可以2个月后再来拿维修费；如果3个月内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免费返修。福叔如同一部开足马力的拖拉机，带着设备穿梭在马德里华人社区的大街小巷。之后的整整一年里，他都再也没有停下来过。这似乎是对他在西班牙苦捱4年的回报，生意好得一发不可，一直忙到2009年的除夕夜。
“除夕夜那天晚上，我是夜里12点的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年货都是树哥给备的。”福叔笑着说道，“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这是时来运转了。”
2008年8月4日是福叔终生难忘的日子——打工居留终于下来了，福叔和当地的朋友在中餐馆里大吃了一顿——“没有居留证就没有安全感，别人你，你都不敢吭声，很多人拿到居留证的那一刻都会嚎啕大哭，我们在西班牙打工，受了太多的委屈。”
这一年，福叔攒了1万多欧，2009年正月初四，在西班牙打工将近5年后，福叔和老杨决定回一趟老家太平村，看看老婆孩子。
2009年的太平村，出国早已蔚然成风：“出国第一人”小荣已在韩国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小燕在韩国也嫁给了一个有为青年；河表嫂刚刚踏上前往日本打工的征途，也为后来与河表哥的婚姻危机埋下了伏笔；老邻居大泉在苦苦等待了7年，终于获得了前往英国打工的机会……还有更多人在为出国打工准备着。
而老杨却不走了。没人知道老杨为何不再前往西班牙继续他的大厨生涯，大概他觉得也挣够了，就想这样守护着自己的家安稳地过着日子。
福叔所在的乌塞拉区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居区，超过3万多名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华人超市将近20家，中餐馆50多家，还有中文学校、以及华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可福叔却不再满足于停留在这里。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乌塞拉区，一家华人开的酒吧，酒吧老板也是福叔的客户之一。福叔在马德里以及周围有2000多家这样的客户。图/福叔
2010年，福叔买了自己在西班牙的第一辆小卡车，花了15000欧元。开着小卡车，他将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200公里以外的华人圈。再往后，但凡是从山东抵达马德里的出国打工者，大多都是由福叔开着小卡车从马德里机场把他们接到乌塞拉区。若是从老家县城过去的，福叔更会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在他家里住、在他家里吃，直到福叔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为止。
“从2009年到现在，不下200人。”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或许也是抵抗孤独和思念的一剂良药。
2013年，福叔从马德里回到山东太平村老家。这是离开太平村将近10年后，他第二次回家，在马德里已经拥有自己生意圈的他，决定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带到西班牙。
一开始，福婶对前往马德里是的。对于一个已经48岁、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来说，在人生的后半段突然转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生活，其中的不适应可想而知。
2013年冬天，尚在读研的我和同在开餐馆的太平村老乡豪哥、豪嫂开车载着福叔一家三口前往国际机场。去机场的上，福叔14岁的儿子小飞一直兴奋不已。听说马德里的华人学校不会布置那么多的家庭作业，他十分开心。福婶看上去忧心忡忡，全然没有了此前去故宫和毛纪念堂时的兴奋劲，拿到了登机牌，手还在一直在哆嗦，眼泪汪汪地回头和我们道别，嘴里一直念叨着将来能不能回太平村。福叔就在一边打趣：“别搞得生别死离似的，好像咱们村谁去世了出殡一般。”
等福叔一家抵达马德里一周后，我开了视频和福叔全家聊天，看见福婶一脸兴高采烈地和我大聊初到马德里的，全然没有了一周前的颓废与沮丧。“你也来马德里吧，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很显然，刚到马德里仅仅一周的福婶很快适应了那边的生活。如今福婶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家人做饭，饭后去公园遛弯以及和很多中国老太太跳广场舞。
2014年的春天和秋天，福叔的女儿女婿一家也抵达了马德里，侄子小谢和侄媳妇小凤也随后抵达。女儿女婿在抵达马德里一年后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刚过完50岁生日的福叔在遥远的西班牙抱着外孙激动不已。
后来福叔告诉我，自己其实从未想过能把老婆孩子也都带到西班牙，原本以为出国打工多赚钱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还可以和家人在西班牙团聚，这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福叔将老婆孩子带到西班牙安了家的消息，在村里又一次炸开了锅。已经从西班牙回太平村4年的老杨又开始焦虑起来——老杨的老婆在这一年选择前往韩国打工，女儿也在这一年出嫁，留下老杨和儿子待在家里。老杨的儿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在太平村，一个乡村青年结婚买房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大家都说，不是因为要买房娶媳妇，老杨媳妇恐怕也不会去韩国。
2017年，老杨的媳妇从韩国回来了，他们举全家之力，终于在县城为四处惹是生非的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作为将来的婚房，月供3000多块。因为买房的事，老杨和媳妇有过争执：老杨在村里为儿子买一块宅盖一栋有院子的房子；媳妇却认为必须到县城里买楼房才可以。
这一年，福叔也在马德里买下了自己的房子——一套188平米带院子的大房子，总价18万欧元——这对于一个到国外打工的中国农村男人来说，就算是梦想成真了。房子装后，福叔的一家8口人都搬了进去：福叔、福婶、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侄子小谢和侄媳妇小凤。每到逢年过节包水饺，聚餐的人数会达到将近20人。
早在2018年下半年，福叔89岁的老爹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以及孙子要从西班牙回家过年了。
2019年1月，福叔回来了。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他和儿子小飞一起，将家电维修生意进一步做大，福叔决定趁着回来，顺便让儿子去济南的一家技工学校一下，以便应付在马德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冰箱修理难题。
另外，福叔还想在老家县城买两套楼房——如今，小县城的房价已经猛窜到每平米7000元，这样的房价在小县城来说已属于天价，但对于每年在西班牙赚到近百万人民币的福叔而言，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他计划，等10年后自己和儿子在马德里攒到1000万人民币，就和福婶回老家来颐养；两套房子，他和儿子每家一套——能在县城买个房子，大体就是村人们的终极目标了。
与福叔衣锦还乡不同的是，老杨的儿子那时却连基本的房贷都无法还上，2018年8月，56岁的老杨只得再一次前往马德里。大家都说，他是在儿子和媳妇的唠叨和抱怨中，无奈了这条的。
抵达马德里后的老杨和太平村的另一个打工者杰表哥一家住在一起，依然在一家餐馆里做大厨。然而，刚刚抵达马德里一个月后，老杨就格外沉默寡言，之后又从沉默寡言变成了自言自语。
杰表哥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老杨经常会说一些丧气的话，也没有人知道原因。直到2018年11月2日，杰表哥突然接到了老杨的电话：“我走，我不打工了，不打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当天下午，有人在乌塞拉区的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具亚洲人的尸体：右手拿着一把水果刀，左手腕上有一道很深很长的刀口。离公园不到几百米的地方就是一家医院。人送到医院时，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一夜之后，杰表哥接到了的电话，告诉杰表哥，他们从尸体身上发现了一部手机，在手机通讯录上的常用联系人里找到了杰表哥的电话——死者正是老杨。
杰表哥吓坏了，先拨打了福叔的电话，一边哭一边告诉他老杨死了的消息。福叔第一个赶到了杰表哥家，大声呵斥杰表哥不要哭。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着老邻居、老同学客死他乡。
杰表哥说，老杨之前经常接到媳妇打来的国际长途，那时他已表达了强烈的、想要回家的念头，可每次，老杨媳妇都会向他哭诉，儿子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房贷怎么办？而老杨的儿子也是每月都会给他打电话要钱。老杨从太平村老家到西班牙办理出国的中介费还是找别人借钱解决的……到底是哪一根稻草压垮了处在崩溃边缘的老杨，我们无从得知。
老杨的两个哥哥凑足了前往西班牙的费用，让老杨的弟弟和儿子前往西班牙，把死去的老杨带回来，在花掉了上万欧元以后，老杨在异国他乡被烧成了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2019年2月1号，在福叔回到太平村的第十天，老杨也回来了。老杨的儿子抱着骨灰盒跪倒在大雪弥漫的太平村，出殡当天，我见到了久违的老杨媳妇，那个原本胖胖的中年女人早已消瘦不堪。
2019年3月15日，回太平村老家待了整整两个月的福叔全家再一次踏上了前往西班牙的旅程。在离开太平村之前，福叔到县城看了好多家楼盘，并托付亲戚给留意，一旦有好房源立马告诉他，福叔说等两年后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住到县城的新房子里去。
如今福叔的女儿和女婿同在一家理发店里工作，顾客还是以中国人居多；侄子小谢和侄媳妇小凤在美甲店工作，小凤说，西班牙顾客给的小费要更高些；侄女大飞和丈夫开了一家小超市。另外还有同村的勇哥勇嫂等十多人也分布在乌塞拉区和马德里的其他区域，而这一切都和福叔多年来的支持密不可分。
2019年6月，福叔又发微信告诉我，一切顺利的话，豪哥豪嫂的居留证马上就办下来了，时隔4年多，他们终于可以在年底回太平村过年了。我又想起2013年，我们一起送福叔一家上了飞机，在回来的上，豪哥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他也一定会带着全家人到西班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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