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教授将多年来关注死刑问题的和洞见汇集成《死刑的温度》一书,以朴素浓厚的人文情怀,阐释了他在死刑问题上的梦想。以温度、风度、维度的框架建构起了国家亲和力观念下的死刑制度,让读者清晰地领略到死刑深度认同所需的人文条件
□平
我国死刑的目标是、减少直至废除死刑。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犯罪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准备再取消9个的死刑,这样我国适用死刑的将减少至46个。从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的死刑判决和执行也大幅度地下降,保守的说法是下降了一半,乐观的说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对于认同的情况,修正案草案说明指出,取消这几个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减少死刑反应正面。由此可见,死刑适度限缩得到认同已成事实,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死刑深度限缩和废除死刑认同所需的条件和时机。
但从目前死刑研究情况看,各种层面的探讨多是概念推理和理论研究的书房式产品,抽象地谈论“轻缓”、“”、“文明”等概念,研究的因子并不充足,也缺乏本土化的针对性。领异标新的学术动力催生了这样一种惯性,即当一种制度存在时,习惯性地去论证变革；当一种制度被废除后,又习惯性地去论证恢复。由此也许可以遥想到,虽然现在普遍的呼声是废除死刑,但当死刑真的被废除后,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是否又要为恢复死刑而奔走呼号。缺乏定力的原因实在于不愿或不屑从伦理——人文的角度,去建构、审视、剖析关注人—规则—制度,不擅于或无力去打造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解构手段。没有这种手段,就像医生少了锋利的手术刀,根本无法剖开病体去摘取一样,挖掘国民对待死刑的真实心态,判断国人在死刑观念上掉队的原因,探索死刑深度认同的可能径,都将只能建立在臆测和误判的基础之上。
为扭转此弊病,刘仁文教授将多年来关注死刑问题的和洞见汇集成《死刑的温度》一书,以朴素浓厚的人文情怀,阐释了他在死刑问题上的梦想。以温度、风度、维度的框架建构起了国家亲和力观念下的死刑制度,让读者清晰地领略到死刑深度认同所需的人文条件。
与法意的人文融合
在死刑深度问题上,强弱程度虽然模糊,但法意与之间的剪刀差是客观存在的,家、家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死刑观念,冲突多于一致,基本呈现“专家向右,向左”的态势,刑界多年来的死刑热议,既没有引起普通的观念转变,也未深刻触动社会的革新,的观和刑事政策决策者的功利观却又暗合在一起。在家与家的前瞻性认识中,非制度性的个体的,但制度却是地。因此,死刑远比个体更具有示范效应。而且,因制度缺陷导致的非概率性、制度性冤案,信息链以及共识途径的不足,导致产生一种虚幻安全感,使得许多人误以为死刑不可能到自己头上。但社会大众在法意识与法熏陶不足、长期的“—”以及程序观念的普遍陌生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渐渐逃脱的荫庇,转诸死刑,使其承载更多的解压功能,的乱象反映的即是的乱象。
对当今中国而言,死刑深度的最大障碍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社会治安、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感受问题,是人的普遍的价值判断判断扭曲的问题。特别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得不到普世价值的有效,反而无限膨胀,人文因而失落下滑到了极点,与法意之间的断口也越拉越大。适时重建人文、重造人文品格、提高全民人文素养,以人文统领与法意,就成为死刑深度所要面临的紧迫和重要任务。
与的文化根植
死刑认同戴着惩罚罪犯这一逻辑的面具,包藏着人类的本能意向,是他人生命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秩序稳定的一种和,死刑认同的群体意识为死刑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和性资源。但群体意识是交织着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与非、与非的矛盾统一体,以群体意识为支撑的死刑政策、死刑制度和死刑适用也实质上成为一种的实践和实践的。
死刑的深度,必然挑战以为基础的群体意识,触动荡涤平息弥补的所有朴素观念。在法领域的概念下,群体意识并不如古斯塔夫·勒庞所描写的那样,像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而是制定法的原动力,处于离制定法比较近的地位。群体意识以“国民”的姿态出现,体现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的过程。因此,扩张与的层面,情感与任性的层面,加速为罪刑主义的过程,正是社会运行的社会基础。而培植沉淀能够容纳和的民族性格,也成为在此加速过程中需要不断添加的润滑剂。作为国家而言,应当重视引导,培养国民和、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这样,在与死刑之间的也就消散得更快。
对和的反问一直是对废除死刑论者最有杀伤力的一击。国人常爱问的问题是,“假如你的儿子被人杀了,你还反对死刑吗?”死刑废除论者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总是难以回答。然而,真实的、充满宽容的回答已经出现,“如果我的儿子被杀,我肯定会非常痛苦,如果判处对方的死刑能够使我儿子活过来,我不反对死刑。但问题是,我儿子已经不可能再活过来,这时何必再制造一个新的悲剧呢?况且,也许我儿子也有。于是我会自己用徒的宽容去对方。”案例虽发生在国外,但与从来不是国人的弱项,且在一直蓬勃生长,近来发生的实明,我们国人也能用爱和美德控制住内心的冲动,并告诉,对那些,不仅要惩罚,也要救赎,救赎比惩罚更重要。
引导与沟通的文明互动
建构死刑深度的理论体系,如果仅为了进行纯的探讨,达到理论逻辑的自洽,满足精英阶层的自负和优越感,那么,即使其结论不能得到的认同,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是出于现实选择和实践的目的,那么,试图将此决策建立在绕开的基础上,则是消极的,死刑深度的抉择不应绕开也绕不开的支持。死刑的呼声来自要求压抑冲动的深层心理,死刑因而也表现出非、滞后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反思社会结构中导致犯罪的深层矛盾与非法律文化生成的内在机理,对和加以正确引导及适当去魅常必要的。
选择引导,意味着思想观念具有前瞻意识的主体带领群体某个目标,而该目标至少在主体看来是合理、正确的,其实现也有利于这一群体的利益。心理学上的情感及情绪引导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条件作用的原理引导情绪的改变；二是提高人们对自己非行为的洞察力；三是用另一种情绪来控制原始情绪。但死刑认同心理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和情绪,它建立在观念基础与事实基础之上,包涵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两个维度。单纯的条件作用、及外力控制虽然可以增进对死刑认同的意识和洞察力,但难以与固有的价值体系自然衔接。这就需要在引导中强化与的沟通,对的传统予以尊重,并设法予以必要的满足,将引导者与被引导者共同具有的、理想化的因素提炼出来,实现互动与共鸣。
相互尊重是引导与沟通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现代哲学的分析构架中,沟通是通过对沟通各方主体间性的承认,基于真实的、真诚的、正确的言语,表达关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与规范世界的意义,在主体间达成理解,最终形成共识的行动。在死刑深度的问题上,引导与沟通也应性地筛选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拓宽沟通渠道,健全摄取机制,以理解为前提,以为取向,通过、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意见,将引向公意,展现、体现法律、法律文化,形成一个的、权威的、客观的、及时的法意表达。
随着时代的发展,死刑问题作为文化现象的脉络特征愈加清晰。中国具有对死刑极为广泛的接受和支持,改变这种对死刑的群体心态,就需要通过实现上述与法意、与、引导与沟通之间的融合、根植、互动,使逐步、成熟,为死刑的深度打造出良好的人文。虽然死刑深度之漫长而曲折,但我们应该卡多佐的格言,“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