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案：余生平治近代学术史，未见黑适之若斯也，若论竭泽而黑者，斯甚肖余黑之范也。昔我朝去胡，撰修百万余言，历数适之，亦未尝如是黑也。彼福尔摩沙一子适芝城大学，尽览概论之，得赐洋进士出生。今此子已翁矣，童见之曰：“连爷爷，您回来了！”
讲真，这篇文章我从网上扒来，原本分上下两篇，注释也是头从记。我合二为一，重新将注释按序校正。另文中原有多处乱码，我又根据PDF版的原版论文进行勘正。你们如果看完之后不转，对得起我的辛勤的劳作吗？
胡适当了一辈子的「青年导师」、「学界祭酒」和社会的「意见」，偶然也会劝勉大家「努力做学阀」。[1]他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应酬、喜欢提携后进扶危救急，但也会拉帮结派争名争位，有时也会月旦人物引来。是以他一生之中，有过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但也结下了一些冤家或对头。在所有的冤家或对头中，冯友兰如果不算是胡适最讨厌之人的话，起码也是最讨厌的人之一。
胡适的主要敌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一般而言，胡适对上的敌人要比学术文化上的敌人更为宽容一些。但无论是对和学敌，胡适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2]而总会显示出其宽厚、持平、讲理、、彬彬有礼和不为已甚的良好态度和。例如，鲁迅是胡适的敌人，对于鲁迅经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讦讥剌，胡适几乎是「打不，骂不还口」，而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天才，胡适一生都着「最诚意的」，[3]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无论是在公开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钦佩，[4]并为陈源、苏雪林诬指该书抄袭自日人盐谷温一事大声替鲁迅叫屈。[5]例如，胡适对梁漱溟的文化观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两人也常为文化问题有口头上或文字上的争论，有时双方都不免动了火气而互指对方「刻薄」。[6]但在胡适的内心深处，对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圣贤自任的气魄和担当其实是十分的敬服，[7]有时甚至还会兴起自愧不如之叹。[8]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适的与学敌于一身，而胡适也颇为鄙薄其「阿谀」和「无行」，[9]但由于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适也照样提名他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10]
胡适曾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11]此话说得何等的好！如果说，胡适对鲁迅、梁漱溟、郭沬若等学敌，确实了「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但当他一面对冯友兰，便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难得一见，就连他平日颇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还有那「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也可以因冯友兰而放下。胡适对冯友兰的，几乎是终生不可开解。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的种种苛责，与他一贯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不仅使胡适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连胡适自己一时间亦难以说清楚讲明白。
其实，胡适对冯友兰的，是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部分书稿时始种下的。在此之前，胡适不但不觉得冯友兰讨厌，而且还一度和冯友兰颇为亲近。一九一七年九月，当胡适由美学成归国并第一次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之时，冯友兰正好在该校的「中国哲学门」攻读，并刚刚升上三年级。[12]若以年龄而论，胡适在当时还不满二十七足岁，仅比冯友兰大四岁，比「中国哲学门」二年级生顾颉刚大不到二岁，比「国学门」二年级生傅斯年大四岁多一点。[13]若以国学修为而论，胡适不仅无法和刘师培、黄侃、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经史学大师比肩，即令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国文程度超强的大学生相较，亦容或有所不及。但是，这几个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带头「不够格」的老师的，[14]却在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对这个年纪与自己相差不远，国学程度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的新来老师，一齐得五体投地。顾颉刚对自己和傅斯年从怀疑胡适到信服胡适的转变，有极生动鲜活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之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15]
冯友兰一贯强调：向学习，所要学的并不是的「迹」，而是其「所以迹」；即如向神仙学点金术，所要的并不是神仙由石头变出来的黄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手指头。[16]那根手指头就是现代学术的方。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在胡适讲授中，真正体验了方的惊人威力，也领现代学者（如胡适）之所以比传统学者（如陈黻宸、黄侃、陈汉章）站得高，看得远，全在其掌握和运用了的理论和方法。在得「舌挢而不能不」之后，他们便都一齐低首降心，决心以胡适为师，把的点石成金术学到手。
而冯友兰则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满了地谈到了胡适的哲学史课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对的现代学术方的惊羡。[17]即使过了六十多年，冯友兰还是照样兴致勃勃地谈及胡适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统的研究」在方上的突破和创新。所谓「证明的手段」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的无稽之谈一刀砍掉，一部中国哲学史直接从、孔子讲起。这么一来便把冯氏从「毫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来。[18]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摒弃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以选抄编排前人注疏为究竟的治学方式，而代之以审查材料的、分析其中的意义、探究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并全面而系统地把研究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这又使陷在、散漫而无所依归的注释中的冯友兰，第一次找到了出、摸着了头绪，从而发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和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某些线]所有这些，都让冯氏自觉「面目一新、为之一爽。」[20]
同样令冯友兰感奋不已的，还是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流露出来的浓烈反传统气息——亦即《三松堂自序》所谓的「五四时代的」。[21]在冯友兰看来，胡适的「」，首先表现在他悍然注销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统的地位，而只把视为百家中的一家，与以往咸被视为「支流苗裔」甚至是「」的各种学术流派平起平坐。其次还表现在他竟敢在讲义上，「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22]因为，在胡适以前，中国的学术著作，都是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把自己的话，作为经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胡适这一「非圣无法」的大动作，实无异于思想上的公然。这种「以我为主」的「胆大妄为」，无论从形式上或上，都远远超过「六经注我」的陆象山。
冯友兰负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黄侃的接引下，饱饫了传统国学词章之华美；[23]接着是在陈黻辰的之下，瞥见了中国义理之学的奥秘；[24]最后是在胡适的启蒙之下，让他整个学术生命忽然开了窍，跳脱出传统学术的羁拘，窥见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25]如果说，黄侃、陈黻宸等传统学者曾把冯友兰引进了中国词章义理之学的新天地，现代学者胡适便让冯友兰窥见了方更新的天地。这两重天地，对冯友兰而言，后者的境界不仅要远比前者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为深刻，而且在位阶上也要远比前者更为优越和更为高级。[26]在这两重天地的强烈对照之中，冯友兰发见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27]他无论是情感还是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倾斜。胡适到北大才刚两个月，便因缘际会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28]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29]紧接着在三年级下学期，亦即冯氏行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冯友兰除了继续修读胡适的这两门课之外，在方面，还选修了沈步洲的语言学概论（三学时）、顾孟余的经济学原理（三学时）以及李石曾的社会哲学（二学时）。[30]大量的选修的社会科学课程，显示了冯氏的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转移。直接促成冯友兰思想转向的老师就是胡适。
在胡适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冯友兰与陈钟凡、孙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大学哲学会，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旨」。[31]这表明了冯氏已把个人对新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向往，提升为同志间互助和互教的集体活动。中国知识的文化活动和活动往往是密切关连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冯友兰参加了北大学生北洋与日本缔结军事协议的，并和与会同学一道，不顾蔡元培的劝阻，步行前往。[32]这又说明了冯友兰的一只脚，已从书斋迈入社会，开始把学术为行动了。同年六月底，冯友兰毕业于大学哲学门，九月在开封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33]但冯友兰虽人在开封，却心系在胡适等领导下的的文化运动。他才一到开封任所，便立刻主编《》，[34]把他由带回的文化火种在河南点燃。[35]他也曾多次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直接为文化力。一九一九年六月，冯友兰考取了河南省公费留学，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海轮由上海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继续深造。冯友兰之所以选择了哥大而不是美国别的大学，原来又是遵照胡适的。《三松堂自序》云：「我要往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36]由此，亦可见当时冯友兰对胡适是何等的和信服。
只是，冯友兰到了大西洋彼岸，不仅在地理上远离了胡适，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适渐行渐远。如果说，冯友兰在北大时就像一只关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适方的启蒙，等于揭开了井盖，让他窥见了头顶上斗大的一片蓝天。那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冯友兰，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让他真正看见了理代学术的天地之大，宫室之美。冯友兰往昔对胡适的信服和，也因眼界渐宽而逐渐消减。
当然，这还不是冯友兰与胡适渐行渐远的最重要原因。冯友兰与胡适疏离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目睹文明内部的严重危机，的知识正开始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十九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已开始式微，昨日对文化的乐观主义已渐渐被今日的悲观主义所代替。战后思想界的重大转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文化的「五四」风潮，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一旦中国的知识有机会来到欧美，便再也无法对这种强烈的反差视若无睹。君不见就连也承认文化并非一切都好么？梁启超和张君劢正是因为旅游了一趟欧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冯友兰在美国留学，又岂能！
其二是冯友兰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不及一年，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自己的专业由哲学改为中国哲学。这一转变，固然能使冯友兰易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专业的转变也往往会引起心态的转变。冯氏在改变专业之后，便能以较为同情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先哲进行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而儿时曾背得烂熟的古典，其中隐而未显的意义和价值，亦在内在的对话和思想的反刍中得以砥砺发明。所有这些，都使他离开胡适的「反传统」立场越来越远，而越来越贴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个老师——一生矢志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洗冤的当代新儒学开山梁漱溟。冯友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37]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38]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冯友兰完成博士论文“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West”（《天人损益论》），该论文于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英文本，其后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中文本，书名被改为《人生哲学》。[39]如果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其策略是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为理由，替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那么，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其策略则是强调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学》所罗列的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尽管冯友兰在表面上承认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但他还是把以先秦和宋明新为主体的中道派的位阶和价值，置放在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40]约而言之，冯友兰无非是要向读者表明：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也有，但中国文化所有的比文化还要更好。[41]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冯友兰已基本上脱离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营垒，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42]
尽管冯友兰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但直至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稿寄呈胡适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两人仍维持着师生间的微妙关系。冯友兰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国在河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恒不安于位，亟思离开河南这个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区，到其他学术文化中心谋一。[43]他先后到过广州的广东大学、的燕京大学任教，最后得偿所愿，于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罗家伦接收的领导班子，不但成了中国另一最高学府的教授，而且还先后在担任过校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即代校长）等要职，变成了第二号人物。[44]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适曾与冯友兰有书信往来，彼此也曾「畅谈甚快」，胡适有新的著作也会寄冯友兰一份。[45]冯友兰尝多次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多次把自己的论文寄呈胡适求教。
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共收入的冯友兰致胡适书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应撰于两人关系尚算正常之时。冯友兰在信中曾向胡适请求介绍工作，请求介绍出书，请求帮助通过中基会的补助等等。其时冯友兰对胡适仍执之礼，每封信末均着有「学生冯友兰谨启」等文字。[46]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谈冯沅君与陆侃如婚事的二封信。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冯友兰的胞妹，七岁丧父，在冯友兰的影响下创作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道，毕业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女作家。冯友兰对沅君极为怜爱，对沅君与陆侃如的婚事原来并不赞成。原因之一是陆侃如比沅君还小三岁，更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经过调查，发现陆侃如在家乡已与一庄姓女子订有婚约，于是一怒之下曾陆家骗婚，因之与陆父闹得极不愉快。[47]为了其妹的终生幸福，以「长兄如父」自任的冯友兰甚至曾一度想过把沅君介绍给门当对，而其才学又让自已的陈寅恪。[48]但此时沅君正热恋她的「璧弟」（侃如），对其兄的「」之举自然十分反感。[49]不过，由于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请出自己在北大的师长胡适与蔡元培出面当调人。冯友兰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陆家又满足了他提出的与庄家「解除婚约」加上「登记」和「律师证明」等先决条件，也乐意接受了胡适的调停。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适函云：「近接侃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然不免疑虑，但已听舍妹自决，不加，此事可谓告一结束。而先生执柯伐柯，亦于是告厥成功矣。」[50]
但是，两个学术思想南辕北辙，又同在一个城市中治相近专业的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适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书稿时，维系着胡、冯两人暂时相安无事的微妙的师徒关系便被撕裂了。在胡适而言，冯书不仅在上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唱对台戏，而且还用「释古」的典范取代了自己书中所树立的「疑古」典范，[51]拔赵帜，树汉帜，等同于入室操戈。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不仅是胡适藉以成名的学术资本，而且还是胡适反传统的重要武库。[52]胡适已习惯于把别人对这本书的，看成是的文化对阵营的反扑。以前他对梁启超的便着这种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陈独秀函云：
你在的日子也很久了，……你难道不知我们在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来——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我们当有一次驳论。）[53]
现在面对冯书的挑战，胡适除了想到这是的反扑之外，还极可能想到这是学生对师门和「文化」的。既然对须予以打击，对叛教者更不能，胡适对冯友兰的，便不再念及师生的情谊。对冯友兰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数年间变成了学术的主流派，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争气，而胡适究其实并无给予过多大的帮助，他对胡适并无亏欠；在公方面，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与胡适所争者，乃系中国学术文化之，孔门素有「当仁不让于师」的遗教，西哲亦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明训，又岂可以私谊以害公义！职是之故，冯友兰对自己与胡适的论辩也，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地互相，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两人之中，胡适的最强的一项是考据，最弱的一环是义理；而冯友兰的强项是义理，较弱的一环是考据。胡适在注意到冯书把《》一书考订为战国时人作品，故其作者应出生在孔子之后，与自己的书把《》的作者考订为孔子的前辈，故《》成书应在《论语》之前的论断相舛，因而在《》的年代这一考据上的问题向冯友兰发难，藉由一点突破以全面。关于胡、冯两人论争的细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加探究，而只能从整体上略加裁断。
冯友兰的所长虽不在考据，但对考据却并不外行。他对于《》书成于战国的判断，乃系综合自崔东壁、汪中、梁启超等人对《》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和考证。冯友兰在书中特别强调：「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54]而胡适则紧揪着这句话不放，强调若所有分而观之不免有为「丐词」之嫌，则虽「合而观之」亦不能确定「其为战国时之作品」。[55]
胡适的推理并没有错，冯友兰的「合而观之」法究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是战国时作品。但胡适的正确推理并没能给自己带来胜利。因为，按照胡适的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份的东西」的硬性，[56]胡适自己就是在没能提供「充份」的情势之下，仍旧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里把《》的成书安排在《论语》之前。换句话说，胡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和冯书中「孔先老后」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未能被完全的假设，而决不应被视为。既然胡适和冯友兰都无法提供充分的确凿，证成自己的假设，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孰优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证成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冯书使用了「合而观之」法，当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小的胡书高明。[57]
即使以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考据，胡适还是没有办法压倒冯友兰。在当时参加《》辩论的学者如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人，几乎都一致反对胡适「老先孔后」的论点。[58]胡适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59]胡适很可能没有觉察到，他的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未经的假设，而他却一直把这一未经的假设，当成了已经被证成了的，如此一来便了他自己一贯教人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份而后信」的「思想和学问的方法」。[60]并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份」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冯友兰等人「孔先老后」的假设之时，却忘记了自己也同样地未能提供「充份」，忘记了自己所的「老先孔后」也只不过是假设，忘记了自己的假设并没有比冯友兰的假设更具优越性。正因如此，胡适把他和冯友兰关于《》成书时代的争论，分别写入了他冯友兰的中英文的相关文章中，藉以突显冯友兰的可笑，殊不知却更突显了自己错认假设为的。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中说：
在六年我在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好像跑到我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那个人和《》那部书都，都移后两三百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和《》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这个人或《》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61]
其实，冯友兰提出的，并非如胡适所谓「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而是一些藉以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这些可能，若分而观之，固然不足以证明「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公开承认），但若合而观之，则能使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尽管合众仍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提及，但说得不够清楚）。胡适若因为冯友兰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而把冯友兰的假设视为，在自己的书中「把这个人或《》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这是胡适个人的，也无可厚非。但胡适在没有提供充份的情势下，却把自己「老先孔后」的假设视为，也要求冯友兰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份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后」的新假设，更冯友兰因自己的假设能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大而自觉其优越。个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但胡适却对如此显明的道理视而不见，并大半辈子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可能因为关心则乱的缘故罢。
胡适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但胡适的哲学训练，却常变成了某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清谈的笑料。例如，金岳霖借弦而歌，在撰写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面报告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发出了相当尖刻和严苛的和讥讽：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62]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说，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在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的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6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断言一切形上学都没有上和认知上的意义，从根本上否定和以形上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一切合和性。原先以中国哲学史「暴得大名」的胡适，此时的定位，已完成了从哲学家到历史家的转变。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胡适在大学也开始宣传「哲学关门论」。不知是否因为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轻蔑，还是因为受了冯友兰的刺激，和挫折让一贯以聪明自负又眼高于天的胡适，更加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增强了胡适本来就十分强烈的作为历史家的骄傲和优越感，遂演成了一种「历史的傲慢」。怀着「历史的傲慢」，胡适见到哲学家往往出言不逊，甚至还曾一度设想运用自己手中的取消大学的哲学系，让北大的哲学家没有饭吃。据哲学家贺麟回忆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大唱其「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当时曾在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讲稿尝在当时英文报上发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议论。他从孔德的的主义出发，认科学已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每遇见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他就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大学哲学系，而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大学哲学系虽未被他取消，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离开了大学。[64]
贺麟这些话虽是在一九五五年批胡适时所说的，但剔除去其中的大语言，他所说的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因为，贺麟的话已经在钱穆的回忆录中得到，胡适确曾一度计划要把北大哲学系关掉，甚至要以历史系取代整个文学院。钱穆说：「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历史系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65]除了逼走嵇文甫，胡适还不顾汤用彤和钱穆的反对，执意解聘了理学大家蒙文通。据钱穆回忆：
某日，……适之告余，秋后蒙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其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66]
蒙文通原是四川大师廖平的传灯高弟，后来又曾负笈于支那内学院大师欧阳渐门下，文史哲一身兼通，于宋学与之造诣尤为深邃，在北大任教时常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林宰平、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声应气求。从他在北平时向不入胡适的的「稀有之事」看来，他对胡适及胡适的学问大概也无甚。胡适之所以解聘蒙文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仅是因为有学生投诉「不懂其所语」。因为，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师各操家乡方言授课，而蒙文通所操者属于成都官话系统，又要比北大许多教师的家乡方言易懂得多，至少要比钱穆的无锡线]蒙文通被解聘的真正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而又敢于放言高论，遂使自已成了胡适的。为了达成把文学院办成历史系的目标，胡适还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旧派老教授许用晦和林损。[68]回想到胡适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刚掌北大文学院，便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保皇辜鸿铭在内的八个教师，[69]由蔡元培一手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学风，到了胡适手中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以胡适愈来愈严重的「历史的傲慢」情结，及其肃整「不适任教师」之铁腕，倘若冯友兰当时不是在，而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吧？
但是，「各人头上一片天」，胡适虽在北大有权有势，却还真奈何不了已经在打下了一片铁桶江山的冯友兰。眼看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出版完上册之后，不久又出齐了下册，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写出下册；更兼陈寅恪和金岳霖所写的扬冯眨胡的三篇「审查报告」，又都附在冯书之后，使得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冯书要远远胜过己书。所有这些，都很难免让胡适耿耿于怀。
「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胡适也是人，有时难免也会在人前人后月旦人物。只不过，胡适对自己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相当充份的自觉和自信，深知自己的片言只语，都有可能变成了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的史料。胡适经常劝喻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通信中把发信的年月日书写清楚，以免造成日后研究者考订上的困难，便是此事最有力的左证。正因如此，胡适在人前人后、在书信或日记中对他人的讥讽，无论他是有意或是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其损人和伤人的实际效果，和他的公开撰文如果真所有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不打算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的日记，不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还知道日后一定会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记中别人，和他的撰文并无甚不同。胡适在日记中冯友兰的地方有好几处。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月《胡适日记》有云：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辞」，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的态度亦颇明显。[70]
胡适是个反传统主义者。如果有人在胡适面前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很可能会被胡适、鄙薄和不屑。例如有个湖南的留生向胡适请教「《中庸》上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育焉』，这话怎么解？究竟确不确？」弄得胡适又好笑，又好气，在日记中狠狠地嘲笑他「到了法国七年，法文还不曾学会，却记得这些昏乱的胡线]又例如胡适有一天与一熟朋友饭后一起去看庄士敦（Johnston），闲谈中，胡适听到该朋友说「中国文学胜于西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他「见解甚陋，贻笑于外人。」[72]甚至是「外人」如之教授Jenkin与之锡兰学生会会长及印度学生会会长等在胡适面前称许中国和东方文化，也让胡适听来十分逆耳，在日记中认定他们「装腔作势」，「说的线]胡适常把传统文化与、保守、画上等号，《思想与时代》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之探讨」为其旨，自然难免要被胡适划入「」、「」、「保守」和「」的另册。但在所有人当中，胡适又最鄙薄冯友兰。因为，胡适知人论世极看重学历和出身。像钱穆、张其昀这一类没有留过洋的「苦学者」，胡适还会因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而不忍苛责，维持着表面的客客气气。但冯友兰既毕业于北大，又是哥大的洋博士，居然还和这些未见过世面，未闻大道的「苦学者」一道宏扬传统文化，在胡适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许多洋面包和枉读了好几年洋书。
胡适从来就以聪明自负，并常以自己为标尺去衡量他人。在他看来，真正聪明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反传统；而传统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蠢人所误的聪明人，如梁启超。胡适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在《日记》中曾对梁启超的晚年转向「卫道」相当不满：「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卫道的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励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74]而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蠢人，最着芟如冯友兰。早在一九三一年春，胡適和錢穆討論問題，就突然冒出這一句：「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右者」。[75]不知胡适所谓的天下第一至蠢，是指冯友兰「孔先老后」的蠢？抑或身为洋博士还去中国传统的蠢？当钱穆晚年把胡适的这句话写入了回忆录时，胡适墓木已拱，而冯友兰尚还健在。据冯友兰的学生钟肇鹏说：
一九八七年秋，一次我到冯老家中，谈倒最近我读了钱宾四所写的《师友杂忆》，其中有讲到冯先生的。宾四记胡适谓「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先生听后，默然。良久曰：「胡适顶聪明，但他『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76]
冯友兰虽不像胡适那样自负聪明，但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和「愚蠢」二字有任何关连。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适竟会把他列为「蠢人」，而且还位居天下等一。大概是钟肇鹏并没有把胡适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和脉络交代清楚，致令冯友兰想来想去，最后竟想到了自己在立国前夕，没有像胡适那样逃离，因而后来在治下受尽，胡适一定是因为我冯友兰不曾作了逃亡的「过河卒子」，从而断定我是天下第一蠢人罢？冯友兰的猜想，简直离题万里！
在胡适的日记中，至少有两处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77]
我们知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Chinese Philosophy)，本是由他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义整理而成的。由于该书其实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精华版，故不特史料精熟，选材精当，而作者更能充分发挥其以简御繁的特出本领，把数千来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源流演变及其面貌讲得颇为透切精辟，故冯氏在该书〈自序〉自谓其书「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78]此言虽有自伐之嫌，但亦不失其实。是以该书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极受中外学界推重，除英文之外，尚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捷克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十二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行世。这本虽「小」而实「大」的书，由于作者是冯友兰之故，在胡适眼中自然是「实在太糟了」。
数月之后，胡适读到了杨联升所撰写的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点文书评，同样感到不满。杨联升本毕业于经济系，于四十年代中在哈佛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留在哈佛任教，其人学殖深厚、知识渊博，极为胡适所器重，成了胡适在晚年与之「论学谈诗」的最亲密学生。但杨联升负笈之时，冯友兰正担任文学院院长，因冯友兰在开的「伦理学」是必修课，故杨联升极可能修过冯友兰的课，不仅在是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是冯友兰的学生。杨联升对冯友兰本无恶感，他曾于一九四六年圣诞新年假期在康桥与冯友兰等人过从，「无话不说，无说不话」，听「冯先生谈了许多的情形」，[79]杨联升在哈佛教授「近代文选」（每周五小时），还特别选用了「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跟冯友兰的《新事论》作教本」，[80]我们知道，《新事论》中本有大量评击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文字，而杨联升竟用之为哈佛教材，可见杨氏当时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与冯友兰并无对立，甚至还极可能引冯友兰思想为同调。是故当杨联升寄来他评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英文书评，让胡适读后大为光火。他在答杨联升函中，其语气一反一贯的客客气气，而一变为十分的尖刻凌厉：
数年之后，冯友兰的学生卜德（Derk Dodde）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全部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正式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胡适知道杨联升在一九五四年底曾写了一篇卜德（Derk Dodde）译书的英文书评，便忍不住修书向杨联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致杨联升、劳干函云：「又Dodde 译的冯芝生《哲学史》，杨公曾有书评，现寻不着单本，倘有存本，乞再赐一份。」[82]但当胡适读到了杨联升寄来的书评校样，[83]不禁彻底失望了。原来杨联升只是蜻蜓点水般地了冯书在一环稍弱之后，其主要的兴趣和篇幅，端在与卜德讨论英文翻译中的技术性和支节性的琐碎问题。[84]对胡适而言，杨文不仅没能打中冯书的要害，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于是便亲自出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胡适日记》云：
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 “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的书评，我担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
「正統派」觀點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
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得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85]
在胡适「扶病打完」的英文书评中，除了不能不承冯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这个唯一的优点之外，便继续缘用旧时策略，紧紧咬住冯书「正统派观点」这一「根本弱点」不放，藉以把冯书否定。[86]我们知道，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刊出时曾洛阳纸贵，风行一时。《新史学》中有一篇著名的〈正统论〉，把「持正统论之史家」，一律丑诋为「自为奴隶根性所，而复以煽人之奴隶根性」的「陋儒」，从而展开猛烈的挞伐和攻讦。[87]胡适早年曾极端梁启超，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日记中还是这样写道：「梁启超为吾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88]从早年胡适对梁启超的无任景仰和，我们很难说他竟会没有读过梁氏著名的〈论正统〉一文。他在英文书评中，以「正统派」观点为冯书的「根本弱点」，并据之以否定冯书，他的「正统派」意涵是否与梁启超的相同，我们还须作进一步的求证。但即使胡适真的未曾读过〈正统论〉，他在英文书评中使用的「正统论」，也决不会是一个好的字眼。依照胡适一以贯之的「非正统派」的学术立场，近代「正统派」维持、和强固的，是已经变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最大障碍的传统文化。是以冯友兰、钱穆、张其昀、贺麟、张荫麟等「正统派」，在胡适的眼中，自然是「见解多带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的态度亦颇明显」。原来「」、「保守」和「」，正是胡适对「正统派」的正解。尽管胡适在日记中，自以为自己的书评已打中了冯书的要害。但对于不明「正统派」这个「今典」的西洋读者，胡适的书评便难免变得有点不知所云。因为，在当时的汉学界，「正统派的观点」（“orthodoxy” Chinese standpoint）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有时甚至还是一句恭维的线]胡适的书评究其实并不能对冯书造成多大的毁损。并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被Derk Bodde翻译成英文之后，至今仍是汉学界必读的经典，而胡适居然在「重看冯书两遍」之后，竟然还「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和胡适曾一再的「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并不十分吻合。
胡适最能予冯友兰以沉重打击的机会，端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胡适是主持大局的总操盘手。尤其是文科院士的当选，几乎是胡适说了就算，可谓「一言九鼎」。如果胡适能利用手中的，让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冯友兰中箭落马，便可以把冯友兰正式逐出学术主流派，这对名位极有心的冯友兰，无疑将是一极难堪的公开羞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录下了一份他在该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院士』部分拟提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名列胡适的「拟提名单」之内者共有十七人，除了罗常培、沈兼士和傅增湘三人之外，其余十四人均能顺利出线]尤可怪者，吴敬恒（稚晖）本非学界中人，在学术上亦无重耍成绩，因其有「只手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虚声兼与胡适友善之故，被胡适提名为哲学组院士之首，其排名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前。并且，冯友兰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其哲学成就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上，若胡适把其「哲学关门」论到底，哲学组不设院士则已，若设院士冯友兰必居第一。吴稚晖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又如何可与的冯友兰相提并论？而胡适所拟的哲学组院士名单中竟有吴稚晖而无冯友兰，可见胡适取舍标准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已迹近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是胡适上的死敌，而郭沫若的名字，竟也在胡适所拟的「考古学及艺术系」组中排名第二，可见胡适对冯友兰的成见，甚至已超过了上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毕竟和有所不同。可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但在学界中只能把灰说成白，把灰说成黑，若要把黑说成白或把白说成黑则相当困难。尽管没有胡适的提名，冯友兰仍旧当选为第一届中研院哲学组的院士，紧接着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委员（常委）。[92]由此可见，即令以胡适当时的，仍无法完全违逆学界最起码的和共识。这也说明了冯友兰羽翼早成，已非胡适所能扼制。是以胡适藉公器私用对冯友兰的，不仅不了冯氏继续在学术主流中赢取更大的声名，反而出自己的鲜为人知另一面相。
胡适不断从报刊和朋友的书信中得到知，冯友兰在下吃足了苦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有一封唐锡如于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致胡适函。当时唐锡如刚从逃抵。其函云：
这儿附上的诗，是施蛰存先生给先生的，他本来预备写信托我带来寄，因为性太大，所以改写了诗，也没有署名。这张纸是缝在棉袄里的，所以几次检查都没有查出。蛰存先生还嘱我告诉先生，请不要将他的诗公开发表，原因是他现在身在匪区，这对他怕有不利的缘故。……中国的智识份子，除了自甘作贼的以外，都在捱着被被损害的日子。朱光潜先生在北大，据说有半年多没有一个学生上他的课，结果写了一封「自白书」，在华北上发表，全国各报即刻转载了。冯友兰先生听说所受的更加厉害，除了一再逼他撰文否定他自己的哲学上的见解外，还要他参加京郊土改运动。我的家乡有位老先生，年近七十岁了，是一个中学校长，军事代表逼着他在街上「扭秧歌」表示前进，这位须眉皆白的老先生，当街表演这种，当然引得许多人发出哄笑，可是看了落泪的也大有人在。……
无论是唐函还是施蛰存呈胡适诗中第四首，都特别提到了冯友兰和朱光潜等大知识子的与辛酸。这些读之今人鼻酸的惨况，也印证了胡适一再向外的在下决无思想和的「先见之明」。由于胡适对知识的有存在的真实，他对知识有着一份真切的同情和悲悯，甚至在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写文章自己之时，也大都着「犯而勿校」的态度。胡适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日记中曾引王荆公〈寒山拾得〉诗以明志：
胡适对知识的同情、悲悯、和「犯而勿校」的情操，一遇到冯友兰便不免变了质。冯友兰的，并不能引来胡适的同情心。他明知冯友兰身陷「竹幕」，已没有任何答辩的可能和机会的情势下，还是照样写出冯书的英文书评。他也照样引用不实的，对冯友兰作人身。据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星期日）条云：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了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掉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了东西，带到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95]
胡适明知胡颂平对他的「晚年谈话」有闻必录，而这些记录日后是会出书的。胡适明知知识的自白和捡查，泰半是屈于和压力之下自行「」的自诬和自污之词，不仅与事实相差极远，有许多甚至是根本不能算数的。但胡适这次谈话涉及冯友兰的地方，却似乎是要证明，冯友兰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而冯友兰「一百三十次」其实并没有弄错。并且，胡适依据的材料，又大都是些诬枉之词。首先，关于冯友兰从美国带回电冰箱一事，胡适便弄错了三个地方。（1）冯友兰由美返抵国门的时间，其实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而非胡适所说的「一九五○年」；（2）冯氏只带回了一个冰箱，而非三个冰箱；（3）该冰箱已经捐赠校医院，而非为了「带到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据冯友兰女儿冯钟璞说：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园唯一的，大概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刻捐出。[96]
其次，冯友兰的长胡子，是在抗战期间由长沙临时大学开赴昆明西南联大途中才开始留起来的，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开始后始剃掉。蓄长胡的原因，其始是因为途中折臂而不能剃须，其后是因为爱美而不忍剃须，并非如胡适所谓「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事已在闻一多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致其妻函中得到。闻一多函云：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97]
最后，有必要稍稍探究一下，冯友兰是否真如胡适口中所说，是个、性好聚俭和吝啬的人？据全汉升夫人告诉笔者，冯太太持家的确十分节俭，家事常亲力亲为，资薪节余亦曾在购置一房产。[98]此与冯钟璞所谓「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相吻合，也与冯氏在交代时有房产一项相吻合。[99]但以资薪节余购置房产本是薪水阶级的生活常态，同时也并非坏事。並且，馮友蘭在北平一共只買了白米斜胡同三號這?一所房子，[100]絕非如胡適所謂「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冯氏虽自奉甚薄，但对周人之急及公益事业却十分大方。据冯钟璞说，她曾根据其父的遗愿，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把冯友兰的遗产人民币五万圆捐赠大学，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会」，藉以「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101]冯璞还根据其父的遗愿，向家乡河唐县图书馆和祈仪镇中学各捐赠了人民币一万圆。[102]七万圆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笔多么惊人的巨款！此外，冯友兰生前曾帮助孙炳文之遗孤求学，[103]也曾割前院义助闻一多遗属。据冯钟璞说：「闻先生罹难后，不再提供住宅。父亲邀闻伯母带孩子到白米斜街家中居住。我们住在后园，立雕一家住前院。……后来我们迁到住了，他们一家经组织安排到了解放区……」[104]闻一多虽与冯友兰在同事多年，但由于闻一多在抗战后期思想急剧左倾，曾撰诗文和联大师友同事，连冯友兰也成了他的对象。[105]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后，因为冯友兰为联大免于被国府解散故学生必须早日结束，而闻一多则支持学生继续，两人爆发了激烈争论，冯友兰甚至申斥闻一多及其民盟同志为「尾巴」。但闻一多遇剌身亡之后，闻一多在民盟的同志因惧祸而纷纷走避，但被闻一多生前嘲骂讥刺的冯友兰却敢于挺身而出适时伸出援手。对于冯友兰的不念旧恶和见义勇为，闻家不免感戴终身。在冯友兰逝世之日，闻一多之子闻立雕曾给璞信云：「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伯父、伯母给我们的关怀、帮助和安慰。我们两家两代人的友谊，是我脑海里永不会消失的美好记忆与回忆。」[106]所有这些，都可证明冯友兰并非如胡适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胡适非常喜欢把「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诗句挂在嘴边。但他可能并没有真察到，这一诗句竟变成了「诗谶」，变成了他一生学行，尤其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真实写照。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去概括胡适的学术心灵，这两个字就是「清浅」。胡适对现代学术无疑有着相当丰富的常识，而他那既「清」且「浅」的学术心灵，又有助于他把现代学术输入中国之时，把这些常识说得清楚、讲得浅显，使当时尚不知现代学术为何物中国读者听得懂也跟得上。当时中国正处在「学问」的时节，胡适从转手的常识，便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疗饥止渴的救命干粮。中国知识阶级正是通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常识性的启蒙和洗礼，才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
但是，常识只有在极端缺乏常识的社会中才变得重要和宝贵，一俟社会不再缺乏常识，常识便会变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器物，再也乏人关注，鲜人珍惜；一如三飧饭饱的人，所欲求的极可能是山珍海味，而极不可能是干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之所以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其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但胡书中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常识，而这些常识在中国学术转型完成后，便已一变为平庸无奇的老生常谈，应该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大概是太过陶醉于自己在「开风气」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胜利罢，聪明绝顶的胡适却忘记了「见好即收」的道理。他在「开风气」之后还念念不忘要继续「为师」。他忘记了「开风气」可以靠常识，而要想在治中国哲学史方面「为师」的话，除了要有常识之外，还必须要有高于常识的「义理」。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的泛科学主义的「」或「考据」心灵，又让他特别拙于谈玄，因而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对他自己的性向本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成书之后，居然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才够资格写中国哲学史。在胡适眼中，西的中国国学程度太差，根本不配写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胡适日记》云：
上午去看M. Pelliot [希伯和]，谈了二点钟。……我告诉他，他编的目录很多错的。我只读了五十卷子，只占全部三十分之一，已发现了不少错误。他要我把这些错误记出来，他愿意更正。[107]
此间的中国书部更是大笑话！Soothil自己动手编了一个书目，不知费了多少年月，仅成一小部分。我偶翻一看，其错误大可骇人听闻。《花间集》目云：「这是一册日本诗歌，广政十年在Kyoto印的。」（原文是英文）我问他，怎么知道是在Kyoto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开一看，书上明写着「大蜀欧阳炯叙」！
希伯和是汉学泰斗，Soothill也非等闲之辈。眼看着他们竟可以闹出把金圣叹变为「金朝人，姓瑞，名圣叹」诸如此类的「大笑话」，难怪胡适要从心底里发出「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的概叹。[109]
不仅中文程度甚差的西不够资格撰写中国哲学史，就连中文程度不错的日本人，由于他们实在太笨，对中国佛教尤其是禅思想根本不能，因而也不配撰写中国哲学史。胡适在日记中无论是对铃木贞太郎还是对忽滑谷快天等禅学名宿的作品都有许多相当负面的评价，认为不是「越讲越胡涂」，[110]就是「了这些好材料」。[111]胡适曾慨乎言：「日本人信、奉，皆够资格。他们的禅，实在不曾『窥其藩篱』。他们以『禅定』为禅，是印度禅而非中国禅，他们以『茶礼』为禅，是日本禅而非中国禅。」[112]
不仅西不行，东不行，就连名满天下，曾为中国哲学史问题和胡适唱过对台戏的梁启超也不行。胡适在日记中曾试图替梁启超一生作盖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算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中国文化的缺点，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113]甚至被他一再公开学问远胜自己的傅斯年也不行。胡适虽曾公开恭维过傅氏及其《性命古训辨证》，但胡适内心中对此亦不无保留。胡适对傅斯年的不满，最早见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胡适日记》：「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114]胡适对的《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见于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的致杨联升函：
《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我今夜读一遍，颇不满意，其下篇尤「潦草」，则自序中已言之。实则上中两篇也只够一短文。当时在战祸中，他又太忙，故此书颇不能使人满意，你以为如何？[115]
傅斯年尚且如此，被胡适为「天下第一蠢人」的冯友兰当然就更加不行。然而，「第一蠢人」冯友兰居然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之后，不旋踵即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小史》，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全书。并且，冯友兰的大哲学史和小哲学史在出了中文版之后又出了外文版；而冯友兰居然在撰写完中国哲学史之后，又贾其余勇奋笔写出六大本建立自己「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贞元之际书」。[116]尤有甚者，无论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是中国哲学的著述，都是从正面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因而又都是和自己一以贯之的「反传统」的文化和学术主张唱对台戏；眼看着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被冯书所取代，而中外治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们，口中也只有冯友兰而极少再提及自己。被后进超越的失落和被学生「」的怨恨，致令胡适一腔子的不甘心不情愿再加上不服气，郁结成了一团愤愤不平之气。在胡适看来，「第一蠢人」冯友兰之所以胆敢如此的，如此的得意，归根结柢，还不是因为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至今尚未写出来吗！一念及此，胡适一再的自惕自励，不断的许愿发誓，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完成。但是，一想到自己曾十分起劲地唱过「哲学关门」和「哲学无用」的高论，自己又怎好意思再去弄这一套「无用」并将要「关门」的学问？幸而胡适想到了以「中国思想史」取代「中国哲学史」的点子，有了此一转换，一来便不致落人口实，二来也遂了自己「独尊史学」的宿愿。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胡适日记》云：
我想了几天，今天才回信与 Oates，说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姓名。我颇想借一栖身之地，把《中国思想史》的英文简写本写定付印。
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17]
听胡适的语气，原来他之所以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Alfred Hodder助的提名，主要还是为了找一个有薪水可发的地方把自己的《中国思想史》写出来，免得让冯友兰「实在太糟」的《中国哲学简史》继续谬种流传，遗毒天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胡适在该日的日记簿上，剪贴了一则剪报，系剪自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记者对胡适的专访。该访问稿报道了胡适即将于十一月九日离美，十二日抵台的新闻；用时也报导了胡适为了著书的缘故要把在普大图书馆的工作辞去的决心。据该记者云：「不过胡博士想写的书却是首先打算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而且要改名为《中国思想史》。他还想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此外，《水经注》的稿子他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也想完成。」[118]我们知道，胡适重要的著作往往只写完并出版了上半部之后，下半部便再没有下文，《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如此，《中国白话文学史》是如此，《四十》也是如此。从《中央日报》记者的报道，我们又知道了在所有只有「半部」的著作中，胡适最渴望写完的还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即他后来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那部书。这种渴想之强烈，以致使胡适为了著书连噉饭之地也想过要放弃了。
尽管胡适亟欲把他的《中国思想史》写完，以取代甚至取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无论他如何睹咒，如何着急，《中国思想史》就是写不出来。胡适把写不出书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好热闹和喜交朋友。周作人曾说过，若要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写完，除非派一连兵把胡适在山上一二年，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119]胡适对此深以为然。在实在写不出书的时候，胡适也常常突发奇想，希望有一天能被关入里著书。一九三二年底胡适对《东方》记者谈他的新年梦想，曾表示他的梦想是被关在一个理想的里十至十五年，不许见客，只能读书和著书，好把全部著作都写出来。[120]一直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胡适还在该日日记簿中贴了一张剪报，内有一读者致《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信中引哈佛大学P. A.Sorokin书中语，认为沙俄对「犯的流放和，实质上是给了他们一次开销很大的休假。」胡适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此信很有趣。我屡次说，倘使肯把我送到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除了他的「土摩登」朋友的一项），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但胡适毕竟不是陈独秀，既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胆量把他关在里那怕短短的一天，更不消说是关上整整的三年——如果胡适选择了留在接受的，说不定还真能有把牢底坐穿的希望。正因如此，尽管胡适极其羡慕陈独秀在里的「享受」，到头来还是与坐牢著书无缘。但倘若我们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不能完篇的责任，到的头上，那也大可不必。即使真的把胡适关在里，让他享受到和陈独秀完全一样的待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还是照样写不出来。因为，胡适既然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说得不值一文，他就必须拿出胜过冯友兰的作品。但若要超越冯友兰，胡适便不能再依靠组织介引的学术常识——因为中国早已渡过了「学问」的刻难期，也不能仅仅依靠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对历史文籍的考证——因为这些都是哲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外缘性和次要性的问题，而必须谈玄，必须深入中国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义理系统，并对这些系统作出洽如其分的和相应的评判与安排。然而，胡适除了常识之外，所凭借的主要是考据。胡适常自夸自己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但他一生最感兴趣、最引以为傲和最努力从事的工作，只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文物的的考证，故他的「历史癖」其实只不过是「考据癖」。曾指出：「胡适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此线]天生的「考据癖」加「狭义的」历史家的训练，使他即使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也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哲学史或思想史最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转换成了外缘性的考据问题，然后再用外缘的考据解决——但其实是——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并且，从其极狭隘的泛科学主义出发，胡适对一切形上学不仅毫无会心，毫无兴趣，而且避之还唯恐不及；而胡适反传统的文化立场及其社会主义的进步史观，又使胡适灵魂深处怀有着一种现代人对古人的傲慢。[123]由于胡适对义理和价值问题的，以及对古代哲人欠缺「了解之同情」，[124]所有这些，都使得他的个人性向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谈玄，因而也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只有看穿了這一層，我們才有可能明白，為什?信誓旦旦要爭分奪秒把《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完成的胡適，卻偏偏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去考證與中國哲學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水經注》公案；为什么无限向往坐牢著书生活的胡适，却几乎天天都在宾客盈门的交际应酬中销磨掉大半最宝贵的光阴。胡适这些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一种无法写出超越冯友兰的著作，却又不愿去承认，不敢去面对的逃避。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无疑是胡适后半生的附骨之疽和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考证《水经注》公案和应酬交际便因之变成了胡适心灵上最佳的避难所。
自清季以来，在西潮的冲涮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胡适和冯友兰都是这一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新旧的并行和价值观的混杂。的和价值观的歧异和冲突，亦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学者在中国和「师生之道」的不同选取之中。若依照的「师生之道」，在学术界，学生在学成之后，总得别出心裁另起炉灶，力求在学问上质疑、挑战、甚至自己老师的学说。规行距步墨守师教于师言无所不悦者，即使在老师的眼中，也是既愚且笨兼没出息的学生。冯友兰之超越胡适，以及冯书之并取代胡书，此之谓顺天应人，亦所谓后来居上与推陈出新，在学界便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的理所当然。但倘若依照中国的「师生之道」，学生又必须恪守师教，对老师心悦诚服，亦步亦趋，一如于孔子之言无不悦的颜回。冯友兰在窥尽胡适之堂奥底蕴之后，居然入室操戈，拔赵帜、易汉帜，以「释古」的典范取消了胡适「疑古」的典范，让乃师抱撼终身。面对不同的「师生之道」，以「阐旧邦以释新命」自任的冯友兰所撰取的无疑是的价值标准，故对自己和取代老师的学说心安理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惭负疚之情；而作为一个曾鼓吹「全盘西化」的反传统主义者，胡适所选取的却反而是中国的传统标准。是故被学者视之为天经地义之事，落到胡适头上便完全改变了性质。被学生和超越之后挑激起来的失落懊恼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情愿不甘心再加上不服气，在胡适心中郁结成一团终生难解的愤愤不平之气。日后胡适只要找到机会，总不会忘记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冯友兰本人实行和。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那种近乎非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贯以温良恭俭让待人接物的绅士形象，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说明了胡适在「师友之道」的立场上，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人。「全盘西化」岂易为哉，「全盘性反传统」更是谈何容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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