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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向语言开战

※发布时间:2018-1-23 14:10:25   ※发布作者:小编   ※出自何处: 

  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的种类五花八门,、官员、公司、司法、学术、教育,甚至足球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

  所谓语言,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语言的典型形式是冠以美名,或冠以。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可以扣在任何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和私有财产的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在这方面,“”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

  他们把人性、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把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的派”;把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人的的称为“”;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对他们不满的运动说成是“”;把而死的人,说成是“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

  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他们的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这个词并非我的,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和人士的秘密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和平就是战争;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主义人民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了,甚至这个词本身也已经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意味着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但最近几年,一些部门却把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商业的反政策称为“”,甚至是“进一步深化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语言严重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而不是和平等讨论。

  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语言导致。人类的底线是诚实,语言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上更具挑战性。法院经常有“罪犯对所犯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法庭上证人出庭,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了他的思想的,从而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的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如此,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约束的。

  现在的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语言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导致社会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对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官员席位”、“名人席位”、“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的程度与和出版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第三十五条,实行和出版,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我们的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由于及其常委会立法资源有限,立法的起草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并且还将继续主要依赖行政机关,导致立法机关的起草权在实际上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