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1934年12月生于浙江嵊县。现为大学哲学系、教学系教授，大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的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国教协会顾问，国际儒合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佛教思想研究领域广有影响。先后发表了《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与近代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与人文》、《修养论今说》等多部有关传统哲学和方面的论著。
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不断膨胀。
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要减弱神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强调人对要有主动性。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与伦理讨论得特别多，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提升人格常重要的。《荀子·修身》云：“君子役物，役于物。”在荀子心目中，君子与是不同层次的。君子是主动去控制、去利用这个物，而呢，是被物所支配、控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层次来讨论：被物役，还是去役物，这是育修养上来讲的；在实践角度讲就是义和利的问题，是见利忘义，还是见利思义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到理论上来讨论，就是和人欲的问题。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的科技文明高速发展，掀起了一股新人文主义。人再度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可能，使得思想家重新来到东方寻找东方的人文所在。对于和人欲、思义与见利、役物还是役于物的问题，他们都非常感兴趣，认为新人文主义还是要到东方文化里去找源头。因此，人文被提到一个与科技文明同步发展的状态上来。
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多、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每个人在知识结构方面也越来越褊狭。过去，教育分为三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方面都应该是以对人的素质教育为主，技能教育为辅。唐代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师说》，“师者，所以、授业、解惑也。”“授业”比较接近于今天所说的传授专业知识；“”、“解惑”，都是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问题。作为教育者，应该把“”、“解惑”放在第一位，其后才是“授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我们现在教员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变成只是授业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要培养在某个技能方面非常突出、其他的什么都不管的人呢？是不是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呢？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教育有思考的人的反思。在科技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怎样来发扬人文的？发扬一种什么样的人文？人需不需要人文素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讨论的现代文明与科技紧张与协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当时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认为人生观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另一派则认为，人生观不属于科学这一范畴，人生观的问题还是要用传统的形而上的东西来解决。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考虑这一问题，应该说这两者既有抵触，又有协调。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生观的问题解决了，科学问题也就解决了，或者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生观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都是不全面的。
现代人们越来越看到，其实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人文是有很大差异的。按传统科学来讲，它是一种科学，是在一种静态的关系中来研究的。比如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科学实验，它的结论要有普适性，要有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但人文学科是在动态中研究的，它永远在变动中。在动态研究里，就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尤其是模糊的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文学科的研究大量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学科所遇到的问题作定性、定量的分析。这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进步意义的，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但从根本来讲，它又不能真正触及人文科学的底蕴或者。人文学科始终是动态的，静态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问题。因为任何的清晰总是对某一个方面的清晰，越是清晰，它的适用范围有时候反而越窄。到了2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70年代以后，人们感到这种机械的方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够用了，需要借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自然科学理论里面提出了很多非线性的理论。比如模糊性的问题，就是借鉴人文科学的一些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科学里去。人们发现，有时候模糊了，反而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所以我们不能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看。
“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
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如果没有很高的人文、修养的话，我想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做不到这一点，我想一个人的事业也是做不大的。诺贝尔获得者李政授说：“我一辈子做事的原则，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仔细地推敲世界上的道理，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快乐的、有益的事，不必为了一些空名而放弃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可见，研究物理是他的快乐，“浮名”倒是对他的。正因为这样，李政道才有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胸襟去从事尖端的物理研究。
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现在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为目的的。像学、经济、法律这些学科，是社会科学，因为它们是以培养技能为主的。为什么要学习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呢？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对天地这样一种自然运行规律的把握，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人自身历史所积存下来的经验。所以中国的人文学科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你懂得“以天为则，以史为鉴”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不是离开自然，而是生活在整个自然界中，我们把握自然运行的规律，但不能肆意去它。《论语·泰伯》中孔子盛赞道：“大哉尧舜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天。”尧的伟大在于“以天为则”，也就是以自然为。
同时，中国人的历史观非常非常强烈，重视“以史为鉴”，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所以中国的历史也是世界上记载得最为详细的。但是“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学人文的意义在于，从而改变我们的性格，提升我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品位，最终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话源出于《》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了解别人，最多称得上是个智者，对自己了解才叫“明”。“智”和“明”是两个层次的。魏晋时王弼解释这句话就说：“知人者智而已，不若自知者，自知超智矣。”知人容易，难就难在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谓“旁观者清，者迷”，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这样，推之于个人如此，推之于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我们人类在认识客观自然的时候比较容易，而认识人类自身就困难得多。我们对自然认识越来越多，就会飘飘然，以为自己很伟大，却忽略了人类还有渺小的一面。所以我常常引《》三十四章里的一句话，“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道从来不自以为了不得，它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不是这样，它也就失去了生养的能力。恰恰是因为它归根到底不把自己当成大得不得了，“故能成其大”。所以我想人类认识自己的伟大是容易的，要认识自己的渺小，特别是要承认这一点，是很痛苦、很困难的。然而恰恰是你要认识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你的伟大。所以我认为人文素养，不是为了学到一些人文知识，而是要体会人文。
第一，要确立的基本品德。其核心有三点：知耻、守信和气节。一个人有一点羞耻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彻底没有羞耻心，那他什么事都敢做。大家不要认为有羞耻心就什么都不敢做，其实保持一种羞耻心是人最基本的品德。关于守信，我不必多讲。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还有谁会跟他打交道呢？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呢？气节也常重要的，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三个条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到这三点不容易啊！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主要是教育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错了”，素质教育首先教育怎么样做一个人。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只有首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再进一步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要遵循社会最基本的规范，一个是尽伦尽职，一个是敬业守信，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就要做好什么样的工作，不能够马马虎虎，要敬业，要守信用。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如果大家都不尽伦尽职，大家都业守信，这个社会就失序了，就乱套了。过去有很多人中国的思想个性、个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渴望张扬个性，想要设计。有这样的愿望很好。但我也经常年轻人，真正的价值是在群体中、在社会中实现的，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实现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很简单，就是要得到他人、群体或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你为群体和社会作出了贡献。既想实现个人价值，又不想作贡献，那是不可能的，离开了这个社会是无法实现个人价值的。
第三，审美情趣与艺术的培养。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一个人的艺术审美情趣是很能体现他的品德的还是低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常注意与艺术修养的结合。中国的艺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一首诗、一幅画中往往隐藏着丰富的。同样，中国的又有很浓重的艺术性，所以中国的艺术与是融为一体的。我这里讲的艺术是广义的，不仅仅是琴棋书画，主要是从它的内涵上来讲的。艺术是人对社会，对人生意义、价值的一种理解，一个人爱好什么样的艺术，很能反映这个人的品德。反过来，我们通过对艺术的欣赏，不断地来陶冶性情，也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价值不断有新的体验。在传统中，教育就是教知识，是通过教来培养的。这对中国近代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近代也要建立一种教作为国教。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提出来“以美育代教”。他认为美育可以取代教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品德。这常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向来教观念薄弱，而艺术的非常发达。而且，艺术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艺术讲究和谐，注重均匀布置。如果你能体会这样一种经营布置，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的话，那么与人交往也好，经营管理也好，你都能艺术地处理事情。
第四，也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对的问题。所谓应对的能力，就是潇洒地对待人生。《荀子·宥坐》有：“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始终而心不惑也。”所谓“通”，就是飞黄腾达；“穷”即遇到坎坷，不顺利。我们读书学习，不是为了厚禄，而是要在遇到种种坎坷、忧虑的时候不垂头丧气，保持坚定的意志，知道祸、福、而心里茫。这就是最根本的，人要有非常强的适应的能力。因为这里有个“才”和“时”的问题。“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所以荀子讲，才不才，在于我，可是遇不遇，那是的问题。很多有才的人没有好的机遇，得不到发挥；但是有机遇而无才能，那就更不可能得到发挥了。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对待自己的才能和机遇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不顺利都是不好造成的，很少有人反躬自问。所以很多人一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怨天尤人，结果越来越与周围的脱离，他实现理想抱负的道也就越来越窄。
第五，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涵养功夫和仪表风度，这是内外两个方面的。仪表是外在的，涵养是内在的。有的人觉得仪表完全是自己的事情，邋里邋遢也没有关系，随随便便也没有关系。其实不尽然啊！这会影响很多方面的问题，“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涵养功夫里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谦虚的问题，虚心地待人接物。《周易》里边就讲到“恶盈而好谦”。“盈”就是自满。如果你自满的话，就接受不了新的观点、好的，就不会提高了。孔子观于周庙，看到有欹器。这个欹器很奇怪，“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装得满了就倒了，空的时候倾斜着，只有装到适当程度的时候是端正的。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腹内空空是不行的，太过自满也不行，要恰如其分，谦虚才能够不移。
第六，人文素养要落实到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认定中。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现了这样一种，以及一种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认识。这也就是人文素养最后的落脚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我们一切的的修养，我们对人的主体性、人的能动性的认识和把握，体会人类的伟大和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和，这些都要落实到我们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上。因为人文素养不能空谈。我们要多看些人文方面的书籍，多学点人文方面的知识，但千万不要把它仅仅当作知识来学，千万不要借此炫耀，而要在里面人生，实现我们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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