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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说古希腊逻辑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内蕴着人文关怀呢?因为,这些思想家们往往在发展逻辑学的过程中,试图以逻辑的话语规则探求达类幸福生活的径。比如,苏格拉底相信,“理性的追寻和省察能够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更幸福”。为此,他致力于塑造理性的个人。在苏格拉底那里,人是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他认为,每一个陈述都有逻辑推论,即“所有的都有你不曾认识到的隐含信息,不过,你可以借着逻辑的力量认识到……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推论,你就不认识你自己”。这里明确阐释了理性及逻辑功能在人类认识自身活动
宁莉娜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理事。曾多次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获得省级优秀科研一等。出版专著《逻辑思想史》、《逻辑学》等十余部,在 《哲学研究》、《 (海外版)》、《日报》、《哲学动态》、《求是学刊》、《学术月刊》等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逻辑在生活中的价值,表现为辨析、推理与论证的智慧。它据此人的理性自觉、激发人自身本质力量的不断展开。正如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所言:“如若人以为,那么,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 ”而逻辑不仅是获取知识的科学手段,更是达成幸福生活的人文智慧。
有序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选择、确立并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应自觉遵循相关推理、论证的规则,以防偏离思维的正轨
“逻辑”一词,由英文音译而来,源于希腊文,其原意是指话语、理性、规律、规则等。在古希腊思想家们那里,看似散乱的是有可遵循的规律、规则的,即存在着以理性为基础的秩序世界。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用几何思想所表征的自然结构去对应人类社会结构,强调几何思想的尺度特征,将秩序思想投射到社会生活中,以内在规律和分配为参照来探究城邦的平等秩序。他在试图探究世界的本原和秩序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给予了相对应的回答,为城邦秩序提供了理性基础。
韦尔南曾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指出,希腊人的演绎科学是一门“随着欧几里得的理论而出现的、涉及抽象对象的科学,从有限的几条公设、和定义出发,把严密演绎得出的命题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用具有形式化特点的验算来每个命题的有效性,并在连贯的推理中把这种有效性确定了下来”。具有几何风格的希腊理性形成于人们的交往关系,得益于语言的运用技术。它奠定了城邦制的基础,孕育了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智慧,对希腊的社会结构及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以对话的方式,融入到追求地位平等、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生活中,服务于构建对称、平衡、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因其能提供思维交流的准则,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进行论证的有效工具。如果说,苏格拉底强调的是人要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进而追问人的存在价值;柏拉图则由思维的具体对象形成概念,再对概念进行研究,使思维的抽象转向抽象的思维,描述城邦生活的存在价值;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将推理、论证的逻辑价值用于创造而满意的社会生活。
随着古希腊逻辑思想的形成,凡涉及城邦利益的问题时,都要通过论辩的方式来解决、以的形式来表达,并要求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正是在这种辩论中,逻辑的规则和效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家参政及法庭控辩双方获胜的有力武器。自此以后,语言作为逻辑的载体,成为希腊城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表达工具。经过逻辑加工的语言,可将推理、论证转换为一种社会公共文化,使社会之间相互信任,消除富人纵欲的力量,获得由、美德、信任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和谐的内在心理补偿,产生可信的社会效应,发挥出的真理功能。
有序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选择、确立并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应自觉遵循相关推理、论证的规则,以防偏离思维的正轨。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个人和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有某种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们有所选择或有所回避。这个目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及其组成部分。让我们通过证明来确定什么是单纯意义上的幸福,幸福由什么部分组成。 ”亚里士多德还总结出一系列关于论证的逻辑原则和反驳、的方法,为人们有效表达思想、实现生活目标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准则。
亚里士多德强调,在阐释观点、进行论辩中,要有明确的论题,即要把所提出的问题或讨论的论题明白确切地表述出来;明确论题的有效方法是下定义法,即通过确定所要论证的对象的内涵,使论辩双方能在同一的确定意义下讨论问题;要选用确实可靠的论据使论题得到支持,即应使论题得到有真实理由的论证,并且所用论据不能依赖于论题。
总体来说,古希腊逻辑生成于人们的认知、对话、交往、辨谬等活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伴。它是思想家们追求有序社会生活理想、构建新型城邦生活方式的产物,引导人们在交往中具有理性担当,了人类以思维规则为对象的研究,并将逻辑方法用于对美好境界的反思与求证。
无论是的智者,或是中国的贤者,他们眼中的逻辑都不仅仅是论辩的技巧、思维的技能,也是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目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在思想空前活跃、之风盛行的古希腊,人们思考、讨论的对象是逐步由自然界转向人自身的。这导致思维工具发生变革,激发了逻辑作为推理、论证工具的形成。经历了上述衍变后,逻辑成为人们获取知识、认识真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在被逻辑史学家视为《工具论》精华的《分析前篇》中,亚里士多德不仅探讨了关于证明、反驳、论辩的技巧和原则,还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了三段论在人类思维活动中可以有何作为。在《分析后篇》中,亚里士多德继续研讨了认识真理、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中心内容是推理,而推理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揭露、、探求真理、获得科学知识、推断结论为目的的证明,所以,亚里士多德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探索有效和无效的推理论证形式。在《解释篇》和《分析前篇》中,亚里士多德重点研究了判断的结构、三段论的格与式等思维形式方面的问题,在《分析后篇》、《论题篇》及《辨谬篇》中则明显地表现出对证明、反驳等活动的思维内容的重视。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思维形式的研究,是为了服务于人们求真的思维活动。
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吸收自然哲学家和思辨哲学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以认识真理、反对、正确表达思想为目的,构筑了一套研究有效推论的方法体系,试图通过推理、论证达到求知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手中的逻辑方法,既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对思维形式做出概括、总结,同时,又为了使语言的表达更加科学、严密、清晰、避免歧义发生,采用了一些形式化的处理手段,诸如引入变项,用变项代替推理的具体内容,等等。这种撇开内容、抽取逻辑形式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逻辑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希腊文化的理性特征。由于古希腊语言文化的传统、数理几何学的创立和应用,以及古希腊崇尚知识的文化,这些都使得形成和运用抽象方法成为可能,也使得逻辑从一开始就具有古希腊几何学的演绎性质和特点,成为了有效论证的典范。近代以降,思想家莱布尼茨以完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目的,尝试将人类思想符号化,用机器演算的方法去理解人类思想的构成,延续了逻辑的科学。
那么,为什么说古希腊逻辑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内蕴着人文关怀呢?因为,这些思想家们往往在发展逻辑学的过程中,试图以逻辑的话语规则探求达类幸福生活的径。比如,苏格拉底相信,“理性的追寻和省察能够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更幸福”。为此,他致力于塑造理性的个人。在苏格拉底那里,人是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他认为,每一个陈述都有逻辑推论,即“所有的都有你不曾认识到的隐含信息,不过,你可以借着逻辑的力量认识到……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推论,你就不认识你自己”。这里明确阐释了理性及逻辑功能在人类认识自身活动中的重要性。柏拉图则力图根据理性的准则来安排人们的生活,进而建立理性的社会。他在《理想国》中提出,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差异,安排与其能力、相一致的工作,这样的社会才是的、理性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推理活动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他认为,这种推理并非专门服务于研究哲学问题、解决逻辑问题,而是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现一种能力,即从前提出发、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进行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训得,为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有用知识,进而成为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
如果说苏格拉底关注对话活动中逻辑的试错功能,并重视理性对人思维的重要影响,因而成为省察对话双方表达方式是否合乎逻辑的探究者,那么柏拉图则在探讨与权有关问题的过程中,试图以逻辑的定义方法确证 “”、“爱”等内涵;亚里士多德则更多地重视思辨活动及其推理、论证方式与幸福生活的关联性,强调智慧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命是最高的幸福。显然,古希腊逻辑思想中强调了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一种内在。通过这种内在,人们更进一步理解了美德与幸福。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于古希腊逻辑所内蕴的价值理性的需要,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9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指出,“逻辑是有关智力活动的科学,是有效的求证活动。这是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 ”不难看出,他所理解的逻辑是有效推断、求证的活动。逻辑能够澄明思想,为获得真理性认识提供科学方法。不仅如此,穆勒的逻辑思想涵盖着对人的命运、人类幸福以及追求幸福的思考。他说,“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个人时刻都要探知有没有可以直接觉察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事实附加到知识储备中的普遍意义,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对于人们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无疑,在穆勒那里,人的与全面幸福成为其逻辑体系的关怀目标。
无论是的智者,或是中国的贤者,他们眼中的逻辑都不仅仅是论辩的技巧、思维的技能,也是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目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严复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自强保种之际,将穆勒的逻辑思想引入国人视野,为中国近代文化革新和社会转型,提供了逻辑方的基础及其人文价值指向。由严复译介并的穆勒逻辑思想,以意识作为思维方式变革的起点,为中国文化“革故更新”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给中国近代文化重构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新的思维方式及新的文化意识,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养成、生活目标的设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一个充满公共理性、关切人的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通过有效来澄明思想、充分证明论题真实性、彰显人类理性能力的社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已步入“对话时代”。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他人的存在。个人的幸福与公共生活愈发密不可分。人们生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共同体、思维共同体的对话、交流及共识。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公共生活更需要养成公共意识、遵守公共秩序,需要以充分的论证来讲道理、人,让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与群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使公共生活的价值目标得以实现。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在反思逻辑的技术功能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由于人类的思维具有共同性和相通性,人们对与的认同,常常寄希望于通过平等对话的理性辩论与方式达成。具体说来,能否改善和提高公共生活中的推理、论证能力,关乎人的能否在论证的充分展开中得到承认与尊重。显然,从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性出发,有必要对逻辑作出新的理解。换言之,逻辑在当下的,在于对物化世界的人文关怀及社会担当。它应更多体现为逻辑与人类的契合,向逻辑的生活本质回归。
公共理性是人类在满足需要、追求发展目标的交往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的守约特征。因为有公共理性的存在,才使人的活动脱离了生命的自在性和盲目性,进而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自觉实践。而推理、论证的功能,正在于以对话和的力量,来引导人们有效沟通,凸显人的特质。只有符合人类理性思维规律的,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并吸引和听众,成正有效的论证的组成部分。通常说来,运用被人们信服的一些判断及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来推出一个新判断,会令人信服;而将还没有被人们普遍信服的判断作为前提,或违反逻辑规则来推导结论,就不容易人。
一个充满公共理性、关切人的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通过有效来澄明思想、充分证明论题真实性、彰显人类理性能力的社会。逻辑的生活视界,表现为推理、论证活动以、自觉的方式展开,并自发、自为地存在于人们的交往过程中。“讲究逻辑”是包括情绪、情感等在内的人类生活赖以遵从的理性规约,是人类避免或减少障碍的必要选择。正因如此,逻辑成为使个体的人与作为生命总体构成的社会贯通起来的一种内在的公共理性力量。逻辑作为一种生活智慧,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具有前瞻特质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理性认知不同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对生命的尊重和规则意识,来从事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活动。
逻辑作为公共理性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中的理性支点作用已愈发突出。这一方面由逻辑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认知、描述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是由现代公共意识的丰富内涵所决定。无论是对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群体的生命的尊重和,对公共社会秩序的自觉监督与强调,认同、社会、社会;还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表现出对社会公共责任的积极担当;正视历史、关注未来,自觉的怀疑倾向和;自觉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等关系;达成良好的社会合作关系;高度的内省、自律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逻辑论证时,要分析相关需要的合理性,再予以论证、推断的充分性。
逻辑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理性,能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提供论证,为发展、实现人的利益要求作出推断;能将人的、提升人的价值、彰显人存在的意义,作为公共理性构建的目标。逻辑能够促进人更好地、发展和完善,提升人们的理解、分析、判断、评价能力,使个人生活、社会管理、群体间的交往多一些抗风险的力和推断力。逻辑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理性基础,既可以为人类思维、人类生活提供智慧,贯穿于人们的、理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思维与言行中,还将对提升思维品质、培育公共责任起到引领作用。
逻辑所内蕴的对人的方式的价值考量,具有人文情怀、规约公共理性的深切关注,是人类生活与交往所需要的自觉选择。这可以归因为,体现推理、论证智慧的逻辑,生成于人类的认知、对话、交往、辨谬等活动中,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伴。偏离逻辑,易发生思维混乱;缺失理性,则会导致生活无序,由此,逻辑承载了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理性支点作用,其人文价值不断凸显出来。当下,我们正处于社会生活发生转型之时,更加迫切需要激发社会内在的理性自觉,提倡人们更多地通过展现生活的逻辑智慧,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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