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的后人
“为什么教战争的爆发，会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奈杰尔·克利夫（NigelCliff）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写了一本关于瓦斯科·达伽马的书。
听上去这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500多年前的葡萄牙航海家，和今日世界的教战争与恐怖事件，会有什么关系？
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来，马德里、莫斯科、伦敦、巴黎这些原本象征着世界繁荣发达的大都市，陆续在突发新闻中与教狂热制造的血案联系起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促使奈杰尔·克利夫思考如今遍布世界的教矛盾究竟从哪里开端，又在哪里转折。
“我意识到我们是被拉回到了一场古代冲突中，而关于那场冲突，我们集体了记忆。”在2012年出版的《最后的东征》序言中，克利夫写道，“所谓的进步是胜利者陶醉的故事；失败者的记忆却经久不灭。某些当代伊斯兰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与和平共处，而是要斗个你死我活，用他们的线年前就结下了。”
在以视角为主的现代文明史中，从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出航、史无前例跨越印度洋并抵达印度，到1499年7月10日第一艘帆船回到，这整整两年杳无音讯的远航探险，把历史永远地分为两半。之前是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则是荣耀的现代。之所以“”，因为伊斯兰教总的来说着教；而之所以“”，则因为欧洲的徒第一次绕过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世界，直接与富裕的东方接触，从此开始殖民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
“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很想搞清楚欧洲究竟做了什么，双方过去都做了什么，那时候大家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之后，克利夫把达伽马的航海探险与中世纪长达200年的东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达伽马去印度洋的探险与那8次东征有某种共同之处。在罗马准许下，西欧封建领主组织军队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战争，是教动机把“侵略”变成了“收复失地”；而15世纪末的伟大远航所的殖民时代，也因“找寻失落的同伴国家”这样的理由得到正名。
所以，克利夫把这本讲述达伽马发现亚洲航线的书，命名为“最后的东征”，因为达伽马实际上完成了当初东征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们终于了教国家掌控全世界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在达伽马之前，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先行出航了。他肩负着西班牙君主的期望向西远航，第三次横跨了大西洋之后抵达美洲——可当时迫切希望找到通向神秘东方之的欧洲人，根本就没想过世界上居然还有新。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哥伦布的发现是个“伟大的错误”。
两位探险家的目标一致，都是寻找通往亚洲的航线，但长期以来，哥伦布那个伟大的错误却一直令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黯然失色。“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与哥伦布不同，达伽马真的如同出发时所想的那样到达了印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几十年里，其实大家心中的世界地理概念还都是模糊的，以为必须要穿过美洲才能到达亚洲。”
克利夫选择书写这段历史，首先因为达伽马是个有趣的人物——投入航海事业之前，他完全是个无名小卒，但他具有某些非凡的首领特质，比如绝对的忠诚、对的虔诚，以及最为可贵的，航海家、探险家必备的勇气，“特别像海盗”。
这次探险的整个航程极富戏剧性。“像真正的史诗一样，人们花了两年时间与大海搏斗，与家乡失去联系，唯一的依靠就是教，有时会连续三个月在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陆地的影子；当他们进入印度洋，情况变得更糟，没人做过这些事情，既没有地图，也没有任何已知信息。他们遇到的异域文化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有些人很友善，有些人则凶险。”克利夫说，“人类主动地跑到未曾去过的地方，重重，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故事。”
为了写作这本书，克利夫跑遍伦敦的博物馆、图书馆，还特别去研究过哥伦布当年出海时驾驶的航船。“当然我还读了大量航海教程，那些书就像是用外语写的，几乎每一个船上的小动作都会有个专属的术语。毕竟我写书是为了给大众读者看，所以必须搞清楚所有的细节，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晦涩难懂的词语。”
他两次去葡萄牙，每次待上几个星期，又花了一个半月重走达伽马当年的征途：从南非开始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北旅行，经过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然后继续往北直到缅甸东北部的克钦邦。
如果不是亲自去过那些地方，他觉得自己很难写出几百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探险故事。“我想去亲眼看看印度洋上的日落。”他说，“而在现场我感到尤为的是，从海面看上去，非洲是多么的不起眼——就是天边那么狭窄的一条深绿色而已，向两边无限延展出去，什么山脉地势起伏都完全看不出来。”
越是以现代人的状态身临其境，就越发敬佩当年航海家之壮勇。没有地图，没有航海图，航船都靠风帆作为动力，偶然出现的洋流、大风随时会航线。那些船又那么小，只能搭载30～100名船员，甚至与半个多世纪前下西洋的郑和舰队比都相形见绌。
克利夫在这本书的创作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他说，传统的英国历史写作，一般只分两类：严肃历史学术著作或流行历史小说。而他的风格“介于二者之间”。
“一方面，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历史写作能变得流行，不是只给学者们看，而是让更多大众读者接触到。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写作而做的那些调查研究是严肃的，跟我准备写一本学术著作的研究方法没什么差别。”他说，这种来自美国的文体，准确的叫法是“叙述性非虚构文学”，即基于事实来写作，但同时需要借助虚构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文字技巧。
事实上，在收集完材料、做完调研之后，最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如何把历史事实材料雕琢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个环节所需要调用的能力与虚构小说创造不相上下。“写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创造事实。这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在完成一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常常与书里的人物朝夕相处两三年之久，他们遇到某类情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对某件事会做出怎样的评论，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却不能写出来，因为那都是没有被史料记载过的。”
这种谨慎的态度贯穿全书。所以读者不会看到达伽马在遇险时产生怎样的心理活动，也不会看到欧洲人与印度人具体的对话内容，一切都严格依据被学界过历史真实性的记录文献。克利夫认为，一旦开始表达作者个人的感受、想法，那就意味着开始虚构写作了。所以即便是作出假设，也需要自己传达出来的意思是经得起学术推敲的。
但作者的价值观还是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写作中。在《最后的东征》里，克利夫就在精心编排的历史事实当中埋设了自己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当“伟大航”被开拓出来之后，达伽马后面的两次重访，对异族了极其而的。这些行为与航海探险的勇气交织并列，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线世纪末，军队会在占领敌人的城市时用屠城来或庆贺，这有点像是欧洲世界通行的潜规则。那的确是个的时代，可是达伽马把这种态度带去了东方，因此而造成某种的后果。”克利夫说，“葡萄牙试图在东方寻找教同伴，试图寻找那个谜一般的‘亚洲教大国’。许多欧洲人相信关于祭祀王约翰的故事，说他的王国拥有欧洲三倍的人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旅程是因为才成功的。假如他们事先接触过哪怕一位来自亚洲的徒，可能就不会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