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非赳赳武夫，但却用手中的画笔当做武器；他们没有上阵杀敌，却用自己的艺术与日寇斗争；在那个全民族有着危亡之痛的岁月里，人们需要上的鼓舞与振奋，他们就打响了文艺界的抗战。
西式版画自20世纪30年代初经由鲁迅先生引进国内后，吸引来一批青年学习，从1931年到1937年，黑白对比强烈的新兴版画在抗战中得到长足发展。
抗战爆发前夕，1931年，东北版画家胡一川创作了作品《到前线去》，这是国内较早以版画形式展示的抗日救国宣传，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幅作品都是新兴版画中的经典之作。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艺术家们用版画这一艺术形式来鼓舞民族，揭露侵略者的，抗日军民的伟大业绩。随着南京失陷，淞沪会战失利，一大批文化人包括版画家开始从上海大本营向后方转移，其中一部分人到了武汉、重庆等区，一部分人则渡过黄河，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从后来的版画作品中清晰可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版画艺术家聚集武汉，这里成了全国木刻版画的中心。胡风先生在武汉主编的《七月》是扶持、发表抗战版画作品的重要刊物。1938年，胡风先生在武汉主办了第二届“全国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对抗战文艺和现代版画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版画作品在抗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版画作品《最后关头》，曾刊登于《七月》第一期上，影响十分大。
马达、江丰等创作的《大西北》、《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作品，反映的是方面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艰苦卓绝，以及日军的，而古源、罗工柳、石鲁、力群等则深刻刻画出延安解放区在领导下积极参加大生产，支援抗战，支援前线的抗日热情。
在当时，版画成为抗战宣传的主力，用鲁迅的话说，时间虽然短暂，但是顷刻能办。事实如此，只要有一块木版，有一柄木刻刀，就可以制作出版画，然后立刻能手工印刷，贴上墙就能办展览，一方火柴盒大小的木版制作，直接能印到上。版画这种制作简单、宣效大于其他形式的艺术，可以说更能适应恶劣战争。
不止如此，版画的重要载体——木刻艺术，更能在其他方面发挥特有优势，拓宽渠道为抗战服务。比如可以用木刻撰写宣，然后大量印刷，敌军，在解放区，从八军臂章到边区流通纸币，都是利用木刻来完成。因而，从抗战时期到今天，版画艺术深受认可，经过长期积淀，版画又有了较大发展，形成套色木刻、水印木刻、麻胶板等十多种艺术品种，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欣赏需求。
抗战中，漫画的宣传作用与版画同样重要，上海沦陷后，由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曾用整个一版刊发过蔡若虹创作的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漫画艺术彰显出的力量由此可见。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曾专门开设有版画和漫画课程，由著名艺术家任教，这无疑为宣传抗战起到较好传承作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位漫画家特意编写过一本《中国抗战漫画史》，书中广泛搜集并展现了抗战时期的漫画作品。事实上，无论是诗歌、戏曲、歌曲，还是版画、漫画、雕塑等等，文艺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张力，实质体现出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通讯员 李高兴 刘峰）
作者：李高兴 刘峰
（来源：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