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电影既是当下的制作生产，也是传统的延续，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隐喻着历史与未来，它是塑造民族形象、承载国家记忆的重要艺术形式，也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环节。 ”近日，在由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与《电影艺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历史电影与民族国家记忆学术研讨会”上，电影学院副校长俞剑红如是评价中国历史题材电影，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共鸣。大家围绕中国历史题材电影叙事手法、美学价值、创新径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历史题材电影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期刊编辑部副主任谭政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题材电影在情感叙事和空间叙事方面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
在情感叙事层面，“十七年”间中国历史题材电影以塑造英雄为目的，主要通过一个重要的战争事件来进行故事建构，个人、家庭的情感因素在电影中处于辅助地位；上世纪十年代，情感因素逐渐成为历史题材电影叙事结构的主体。
在空间叙事层面， “十七年”间主要聚焦小型战役、战斗英雄，如《平原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 《地道战》等，围绕战斗英雄的生活空间进行叙事铺展；上世纪十年代，出现了诸如《大决战》 《大转折》 《大进军》等宏大叙事的作品，开始塑造中国历史电影的史诗品格；新世纪以来，叙事空间进一步拓展，除了展现前方战场，表现战线后方故事的影片逐渐增多。
结合历史题材电影发展的整体状况，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磊磊认为， “英雄观”是影响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 “如何用现代电影语言塑造英雄形象，形成中国历史电影的英雄观，是当前创作中的核心议题”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刘永宁也表示， “英雄主义”是历史电影、战争电影的核心价值。
“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难度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记忆’与个体经验的有机结合，许多作品却往往偏重其中一项，导致作品要么缺乏民族气魄与历史感，要么缺乏生动的细节、生命的质感。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林侠认为，当前的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在处理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上存在不足，尤其缺乏个体经验的表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避免‘概念化’ ，不能让人物成为传达某种观念的符号，而是要从人物自身出发，展现角色身上的矛盾，善于通过具体人物的成长、命运变迁折射历史风云。 ”
在历史题材电影的审美表达上，饶曙光认为，必须去掉公式化、套化的表达，“现在的主流观众群体已经从‘80后’转换为‘90后’‘95后’ ，‘00后’观众也在迅速崛起，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很‘正’ ，能够接受和理解我们的英雄观、历史观，另一方面，他们对作品的艺术品格要求也很高，一旦有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表达，一旦说大话、不说‘人话’ ，他们就接受了” 。饶曙光说，要提升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就不能停留在对历史文献的机械收集中，要深入历史中去、切身感受历史的场景，比如电影《古田军号》 ，对每个历史场景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还原，拍摄时所有演员都亲身下乡体验生活，将自己浸润在历史场景之中；在艺术手法上，影片从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切入，在回忆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与历史的对话，“也就是说，一方面将观众带入历史中去，一方面又提醒观众适时地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个的对话关系” 。
结合历史题材电影的整体发展趋势，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刘军指出，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创新性表达是日后创作的关键：“首先要增强电影的时空感，注重细节的还原，善于用历史的器物勾连历史记忆；创新对人物的表达，不局限于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注重人物的丰富性、阶层的多元化；丰富情感的表达方式，在、反思、怀旧、抒情之外寻求新突破，注重与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对接。 ”
面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创新难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毛尖认为，不妨回过头来，到上世纪50、 60、70年代的电影中寻找今天创作中失落的东西，“历史题材电影并不一定是沉重的，相反，回顾历史上那些经典影片，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轻松欢快、朝气蓬勃的东西” 。
毛尖举例， 《今天我休息》中的电影语法是很高级的，它用散文的手法展开叙事，从主人公相亲上的所见所闻一铺展开来，带出国家、时代的整体风貌，风格清新、节奏轻快，传递出一种乐观的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再如《柳堡的故事》 ，借大自然来抒情，用风车、河流的动态表现主人公年轻、活泼的生命力。 “我们经常忽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些电影，觉得它们表现的是一些过时的主题，但其实当时的许多电影都运用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它们，我们发现当年的历史叙事与青春叙事是紧密相连的，这对今天的创作是一个极大的：我们能不能从历史题材中挖掘鲜活的、青春的生命力量？或者反过来，我们能不能从青春叙事的角度切入，表现青年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与共？总之，让历史叙事重新焕发青春的神采，是当前中国电影人的重要。 ”毛尖说。村子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