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作家庞贝的最新长篇小说《乌江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广州两地同步举行了首发式。
该书的主线落在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用复调笔法再现历史，巧妙地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二十世纪中国史。
在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庞贝以文学的笔法和想象写就了这部长征题材力作。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著名作家莫言、麦家早年也曾在此系统服役，这个系统的前身就是红军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
庞贝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团、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曾出版《无尽藏》《独角兽》等长篇小说，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决选。基于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创作实力，在长征密电大量解密之后，庞贝便决意创作这样一部可谓“非我莫属”的长篇小说。
小说分“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者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寻访。作者于此时代背景中，于二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于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打捞中，逐渐出无名者的崇高“侧影”。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是庞贝写作该书的初衷，他想穿越遥远而隐秘的岁月，铭记那一代人的青春与传奇。
羊城晚报：您曾就读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业还是英美文学，后来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这给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庞贝：我上学时念英美文学，英语比较好，在学校图书馆里“啃”了很多世界名著的原著，比如《尤利西斯》。那个年代读了不少书，而且读得很扎实，对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在小说美学的现代性方面。
写《乌江引》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是很有信心，觉得题材工程量太大，迟迟没有下笔，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历史题材写出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不能是笼统的，而是具体到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一直在找感觉。但是我又相信自己肯定能写好，因为我有天然的优势。长征上情报破译这段历史，之前都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但我曾在那个系统工作过，拥有很多一手资料，而且“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的家人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这都使得这个作品与我们常见的谍战题材大不一样，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写。
庞贝：当然是小说。我的设想一开始就是写具有原创性的小说，而不是文学。很多人在写历史题材的时候都会用文学的手法，以至于不讲究文学性，甚至有的人只是抓一个题材，然后毫无章法地堆砌历史资料，缺乏文学的质感。
但我是想写出一部很有质感的作品，想做出具有某种原创性的叙事文本，所以尽管这个题材的小说更难写，我还是选择走下去。
书中的“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双线结构，解决了小说代入感的问题。我刻意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力求在真实和虚构间达到某种平衡。
庞贝：因为创作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的空间很小。一方面历史大的方向和事实你是不能改编的，必须要真实可考。《乌江引》中有很多高层领导出现，、、、彭德怀、等人，军委二局就紧跟在他们身边，他们的、每一笔都必须有出处，不能虚构。
为了有更大的创作空间，我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历史题材的手法。通常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都是重点突出大人物，将其放在前景，而我则是将其放在后景，尽量略写，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呈现。所以我把中革军委二局团队作为前景，详写，而中央等大人物都是通过情报“破译三杰”等人的行动和视角带出来的。“景深”改变后，虚构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庞贝：一个是走访现场、采访当事人，另一个是查阅资料。我前期看了海量的资料，必须了解相关的背景、阅读原始文献，我要通过长征的一些细节找到感觉。
在语言的细节上，我没有使用所谓“现代标准汉语”。比如量词，当时的人是说“一只土豪”，而不是现在通用的“一个”；还有他们称呼“”都是喊“委员”，我在文中都保留了当时的说法。有时候一个词语的运用背后就是整个时代的背景和语境。
羊城晚报：一般情报谍战题材都写得比较惊心动魄，充满悬念，但是您下笔比较平实，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庞贝：可能是因为写作目标不同。一些谍战题材光在隐秘上做文章，甚至是过于戏剧化。但《乌江引》主要是密码战，尽管其中也有谍影。前面写长征那一段，作品的主体部分是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我”是在场者和亲历者，这种情感常复杂而且微妙的。我能切身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心态，相对来说比较、克制，很多东西没有大肆渲染，有的甚至只是一笔带过。
不管是情报破译还是战斗现场，我更关注的是其中的人，尤其是人在身心极限状态下所爆发的生命力，让人惊叹。这也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梦见屎沾身相对于惊心动魄的情节，我更多着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羊城晚报：读者确实能感觉到“破译三杰”刻画得非常生动，还有其他很多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庞贝：关键是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描写，用细节和故事去精心打造人物形象。“破译三杰”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曾希圣虽然戴着圆框眼镜，但他是一个文武的刚烈汉子，他可以撩起八十多斤重的石碾子、再用手接住，连着七八下面不改色。湖南人，性子比较冲，脾气有些大。长征上，有一次朱总司令急着要情报，但曾希圣还在破译中，他竟然直接把老总推出了门外。
曹祥仁，湖北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他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邹毕兆也是湖南人，非常聪明。他也是15岁就参加了红军，19岁就成了“破译三杰”之一，记忆力强，对电报的摩尔斯电码倒背如流，更主要的是他还有一股年轻人永不服输的精气神。
羊城晚报：同志形容，长征是在“走夜”，而军委二局是红军长征的“灯笼”。当时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军委二局能屡次创造奇迹？
庞贝：我们说“毛用兵真如神”，他的高明在于分析情报、做出判断，然后寻找战机，摆脱敌军、调度敌军、消灭敌军。而破译是一切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密电破译，领导人的决策就失去了走夜的“灯笼”。当时条件特别艰苦，而且长征越往后走，情报获取途径越发单一，基本只能依靠破译敌人的密码。从1932年秋天到1936年红军三支队伍会师，“破译三杰”亲手破译的敌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破译的密电，但是他们却无法破译红军的。1933年首屈一指的破译专家，叫黄季弼。他写给蒋介石的报告里说，“我们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无从分析”。这种差别还不仅在于技术，也在于谁拥有更和大无畏的奉献。
羊城晚报：在小说最后有几行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种静默/那是水中的星光/是风中的密息”，这首诗是写给“破译三杰”的吗？
庞贝：“破译三杰”都曾被授予过红星章，局长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章，曹祥仁和邹毕兆是三等红星章。这个章可了不得，1933年被授予一等红星章的只有、、彭德怀等几个人，、等人也都是二等章。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至高荣誉。
然而曾希圣的那枚章，过乌江的时候掉到水里了，后来他甚至从未跟人说过获得过章的事情。曹祥仁的那枚章，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要绕道朝鲜，他坐船从山东到东北，途中的船前来拦截，秘密和章都在一个小包裹里，为了保密，他直接把整个包裹都扔到海里去了，就像小诗中那句，成为了“水中的星光”……
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又处于极度保密状态，受到也不能辩解，因为只有党和军队的最高层才知道他们的业绩。这一点，给主人公铺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即使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也不为人知。书中有个细节，有一次说军委二局要这么多油干什么，领导们点灯都没有油。可见当时连同志都不知道，这帮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如同“水中的星光”“风中的密息”，就像那红星章一样，明明象征着巨大荣誉，却就这样沉在水底。曾希圣的夫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他们默默做了这么多事，却始终像无名英雄一样。因此，在长征密电全面解密之后，我以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个传奇，是为了致敬、也是告慰。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庞贝：首发式后还没几天，就已有多家影视公司来找我谈改编的事了。如果改编为电影，我会全程参与。一提到长征，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长征情报战这一块影视作品还没有过，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乌江引》里的这支“夜行军”有那么多故事，非常神秘，他们在身心承受极限压力下创造的功绩，更是充满了戏剧的张力。
庞贝：其实广东有资源，也有经济实力，缺乏的可能是整合。现在都大文化的概念，文学是源头，先抓好文学创作。合作就需要打通文学跟影视、戏剧乃至网络之间的通道，我想如果广东能够打通各个艺术门类，统筹交流、资源整合的话，是能期待做出更多好作品的。
对于历史题材，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改编，都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我回望所写的这段历史时，真的是被深深感染的。那一代参军的人基本都很年轻，正值青春岁月，在长征开始的1934年，我笔下的曾希圣才30岁、曹祥仁20岁、邹毕兆19岁，他们在那么艰苦的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是一种意志力，也是一种创造力、生命力。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