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贝:致敬红色“破译三杰”的隐秘崇高

※发布时间:2022-4-8 12:52:55   ※发布作者:佚名   ※出自何处: 

  近日,广东作家庞贝的最新长篇小说《乌江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广州两地同步举行了首发式。

  该书的主线落在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用复调笔法再现历史,巧妙地勾连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二十世纪中国史。

  在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庞贝以文学的笔法和想象写就了这部长征题材力作。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著名作家莫言、麦家早年也曾在此系统服役,这个系统的前身就是红军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

  庞贝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团、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曾出版《无尽藏》《独角兽》等长篇小说,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决选。基于自身的职业背景和创作实力,在长征密电大量解密之后,庞贝便决意创作这样一部可谓“非我莫属”的长篇小说。

  小说分“速写”和“侧影”两部分,前者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寻访。作者于此时代背景中,于二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于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打捞中,逐渐出无名者的崇高“侧影”。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是庞贝写作该书的初衷,他想穿越遥远而隐秘的岁月,铭记那一代人的青春与传奇。

  羊城晚报:您曾就读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业还是英美文学,后来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这给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庞贝:我上学时念英美文学,英语比较好,在学校图书馆里“啃”了很多世界名著的原著,比如《尤利西斯》。那个年代读了不少书,而且读得很扎实,对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在小说美学的现代性方面。

  写《乌江引》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是很有信心,觉得题材工程量太大,迟迟没有下笔,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历史题材写出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不能是笼统的,而是具体到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一直在找感觉。但是我又相信自己肯定能写好,因为我有天然的优势。长征上情报破译这段历史,之前都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但我曾在那个系统工作过,拥有很多一手资料,而且“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的家人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这都使得这个作品与我们常见的谍战题材大不一样,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写。

  庞贝:当然是小说。我的设想一开始就是写具有原创性的小说,而不是文学。很多人在写历史题材的时候都会用文学的手法,以至于不讲究文学性,甚至有的人只是抓一个题材,然后毫无章法地堆砌历史资料,缺乏文学的质感。

  但我是想写出一部很有质感的作品,想做出具有某种原创性的叙事文本,所以尽管这个题材的小说更难写,我还是选择走下去。

  书中的“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双线结构,解决了小说代入感的问题。我刻意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力求在真实和虚构间达到某种平衡。

  庞贝:因为创作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的空间很小。一方面历史大的方向和事实你是不能改编的,必须要真实可考。《乌江引》中有很多高层领导出现,、、、彭德怀、等人,军委二局就紧跟在他们身边,他们的、每一笔都必须有出处,不能虚构。

  为了有更大的创作空间,我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历史题材的手法。通常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都是重点突出大人物,将其放在前景,而我则是将其放在后景,尽量略写,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呈现。所以我把中革军委二局团队作为前景,详写,而中央等大人物都是通过情报“破译三杰”等人的行动和视角带出来的。“景深”改变后,虚构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庞贝:一个是走访现场、采访当事人,另一个是查阅资料。我前期看了海量的资料,必须了解相关的背景、阅读原始文献,我要通过长征的一些细节找到感觉。

  在语言的细节上,我没有使用所谓“现代标准汉语”。比如量词,当时的人是说“一只土豪”,而不是现在通用的“一个”;还有他们称呼“”都是喊“委员”,我在文中都保留了当时的说法。有时候一个词语的运用背后就是整个时代的背景和语境。

  羊城晚报:一般情报谍战题材都写得比较惊心动魄,充满悬念,但是您下笔比较平实,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庞贝:可能是因为写作目标不同。一些谍战题材光在隐秘上做文章,甚至是过于戏剧化。但《乌江引》主要是密码战,尽管其中也有谍影。前面写长征那一段,作品的主体部分是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我”是在场者和亲历者,这种情感常复杂而且微妙的。我能切身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心态,相对来说比较、克制,很多东西没有大肆渲染,有的甚至只是一笔带过。

  不管是情报破译还是战斗现场,我更关注的是其中的人,尤其是人在身心极限状态下所爆发的生命力,让人惊叹。这也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梦见屎沾身相对于惊心动魄的情节,我更多着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羊城晚报:读者确实能感觉到“破译三杰”刻画得非常生动,还有其他很多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庞贝:关键是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描写,用细节和故事去精心打造人物形象。“破译三杰”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曾希圣虽然戴着圆框眼镜,但他是一个文武的刚烈汉子,他可以撩起八十多斤重的石碾子、再用手接住,连着七八下面不改色。湖南人,性子比较冲,脾气有些大。长征上,有一次朱总司令急着要情报,但曾希圣还在破译中,他竟然直接把老总推出了门外。

  曹祥仁,湖北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他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邹毕兆也是湖南人,非常聪明。他也是15岁就参加了红军,19岁就成了“破译三杰”之一,记忆力强,对电报的摩尔斯电码倒背如流,更主要的是他还有一股年轻人永不服输的精气神。

  羊城晚报:同志形容,长征是在“走夜”,而军委二局是红军长征的“灯笼”。当时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军委二局能屡次创造奇迹?

  庞贝:我们说“毛用兵真如神”,他的高明在于分析情报、做出判断,然后寻找战机,摆脱敌军、调度敌军、消灭敌军。而破译是一切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密电破译,领导人的决策就失去了走夜的“灯笼”。当时条件特别艰苦,而且长征越往后走,情报获取途径越发单一,基本只能依靠破译敌人的密码。从1932年秋天到1936年红军三支队伍会师,“破译三杰”亲手破译的敌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破译的密电,但是他们却无法破译红军的。1933年首屈一指的破译专家,叫黄季弼。他写给蒋介石的报告里说,“我们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无从分析”。这种差别还不仅在于技术,也在于谁拥有更和大无畏的奉献。

  羊城晚报:在小说最后有几行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种静默/那是水中的星光/是风中的密息”,这首诗是写给“破译三杰”的吗?

  庞贝:“破译三杰”都曾被授予过红星章,局长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章,曹祥仁和邹毕兆是三等红星章。这个章可了不得,1933年被授予一等红星章的只有、、彭德怀等几个人,、等人也都是二等章。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至高荣誉。

  然而曾希圣的那枚章,过乌江的时候掉到水里了,后来他甚至从未跟人说过获得过章的事情。曹祥仁的那枚章,则是解放战争期间要绕道朝鲜,他坐船从山东到东北,途中的船前来拦截,秘密和章都在一个小包裹里,为了保密,他直接把整个包裹都扔到海里去了,就像小诗中那句,成为了“水中的星光”……

  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又处于极度保密状态,受到也不能辩解,因为只有党和军队的最高层才知道他们的业绩。这一点,给主人公铺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即使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也不为人知。书中有个细节,有一次说军委二局要这么多油干什么,领导们点灯都没有油。可见当时连同志都不知道,这帮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如同“水中的星光”“风中的密息”,就像那红星章一样,明明象征着巨大荣誉,却就这样沉在水底。曾希圣的夫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他们默默做了这么多事,却始终像无名英雄一样。因此,在长征密电全面解密之后,我以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个传奇,是为了致敬、也是告慰。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庞贝:首发式后还没几天,就已有多家影视公司来找我谈改编的事了。如果改编为电影,我会全程参与。一提到长征,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长征情报战这一块影视作品还没有过,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乌江引》里的这支“夜行军”有那么多故事,非常神秘,他们在身心承受极限压力下创造的功绩,更是充满了戏剧的张力。

  庞贝:其实广东有资源,也有经济实力,缺乏的可能是整合。现在都大文化的概念,文学是源头,先抓好文学创作。合作就需要打通文学跟影视、戏剧乃至网络之间的通道,我想如果广东能够打通各个艺术门类,统筹交流、资源整合的话,是能期待做出更多好作品的。

  对于历史题材,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改编,都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我回望所写的这段历史时,真的是被深深感染的。那一代参军的人基本都很年轻,正值青春岁月,在长征开始的1934年,我笔下的曾希圣才30岁、曹祥仁20岁、邹毕兆19岁,他们在那么艰苦的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是一种意志力,也是一种创造力、生命力。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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