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承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鞍钢，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贫困”描述的是贫困人口因为主观因素而影响脱贫的现象。本文通过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于“贫困”进行了定义和分析。我们将“贫困”限定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的行为表现，其本质是个体失灵，具体来说是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的结果。对于“贫困”的干预就是要采取行为政策使“缺志”转为“有志”，使非变为。干预的核心在于对于微观个体的关注和重视。由此，我们提出建构、市场、社会、个体四元的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做到精准化的社会治理，引入创新的和超常规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现代化。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至今，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4年的7017万人降至2016 年年底的4335万人，减少了268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7.2％ 减少至4.6％ ，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针对最后的4335 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习同志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① 。
贫困人口经常表现出缺乏志向，缺乏主观能动性，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这些主观层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脱贫攻坚的效果，也是消除极端贫困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扶贫”不只是一个政策难题，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难题。尽管这一问题讨论的时间已久，然而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甚少，且都未能科学地分析并揭开“贫困”的“黑箱”。
本文主旨在于用行为科学解释“贫困”背后的两大个体微观机制；更重要的是提出构府、市场、社会和个体的四元治理体系，精准地瞄准个体层面的失灵问题，采用创新和超常规的方法对症下药。
在本文中，我们将“贫困”定义为贫困人口缺乏志向、消极和行为决策不，从而影响其脱贫的行为现象。本文研究的贫困人口是指有劳能力的人，而非老弱病残等劳动能力的人。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贫困”实际上是“个体失灵” （Individual Failures）的结果。个体失灵这一概念最先由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主要指的是“行为失灵” （Behavioral Failures），即人们不按照原则进行决策和行为，导致个体福利无法最大化。而笔者认为，广义上的个体失灵还应该包含来自心理学角度的“志向失灵” （Aspiration Failures），指个体缺少志向，消极，努力程度较低。
志向或抱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可以被界定为具体的生活目的和奋斗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志向对一个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一直有“人穷志不穷”的说法。 但在扶贫实践中，却屡屡遇到“人穷志短”的现象。
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将志向失灵定义为“贫困者可能缺乏争取和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志向”［１］。志向的缺乏导致、期望的降低，进而直接影响贫困者的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努力程度的降低导致行为结果会偏离理想目标，又会进一步导致志向水平的降低或维持在低水平。与此同时，悲观心理和消极也可能导致个体陷于贫困陷阱之中。
社会因素也有可能加剧志向失灵。社会差距过大，贫困者会更容易觉得自己努力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期望和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志向。长久的贫困状态可能导致贫困者产生习得性无助，变得习惯而缺少脱贫动力。贫困带来的社会、刻板印象，污名、耻辱感和不被尊重感会降低贫困人口的效能和心理健康，同样也会降低志向水平［２］。
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即个体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完全的计算能力，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①。按照此假设，只要有足够的外部扶贫支持和经济机会，贫困者就能够实现脱贫。 然而现实中，人并非具有完全，不能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实现脱贫。
在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出现行为失灵，即行为偏离经典决策理论，比如“热手效应”、“确定性效应”、“损失厌恶效应”、“锚定效应”、“公平好”、“框架效应”、“现时偏好”等等。尽管不一，但从原因出发，行为失灵可以分为三类：不完美的最优化（Imperfect Optimization）、有限控制（Bounded Self-Control）以及非标准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s）［３］。
不完美的最优化，指的是个体并不按照标准模型假设进行选择。个体受到有限注意力、有限计算能力以及错误推理［４］的影响，尤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选择和偏好不一致，不能使自身福利最大化。
有限控制，指的是即使个体有明确的偏好，却难以将决策执行下去。现实中的个体会缺少自控能力受到出现拖延，会让微不足道的障碍阻碍行为；决策时的即时状态和成瘾都会降低人们自控能力，极大而显著地影响了个体的行动结果。
非标准偏好，指的是个体对于结果和过程、自己和他人都有偏好。人们具有参考点偏好，因此会受到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安于现状偏差的影响，人的效用函数在过程中也会发生巨大变化。［５］同时，个体并不是完全自利的，有关心他人偏好，个人对结果产生的过程是否公平有偏好，个人的行为方式通常会符合社会规范［６］。
为了避免出现对于“贫困”现象的泛化，本文将“贫困”现象界定为两类现象：志向缺乏和消极（“无志”），认知和决策偏差（“无为”）。
贫困人口常常“人穷志短”，比如没有上进心、不想努力、生活没有奔头，缺少行动力，因为无法改变自身财富状况。道尔顿（Dalton）等人用如下效用函数模型描述了这种志向失灵导致的贫困陷阱［７］：
θ 为最终财富，θ０ 为初始财富，努力水平ｅ ∈ ［０，１］，志向水平ｇ 是最终财富的目标。其中，假设最终财富θ ＝ｆ（ｅ，θ０ ）＝ （１ ＋ ｅ）θ０。由于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总是一致的，因此构成了共变的一组变量（ｅ，ｇ），对于一个人来说，（ｅ，ｇ）是内生化的，即不论初始志向水平ｇ０如何，总会选择ｅ ＝ １ （即ｇ ＝２ θ０）最终财富和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贫困者面临的是经典的贫困陷阱：由于初始财富水平太低，相比于初始财富水平高的个体，边际努力带来的财富更低，而成本更高，最后在某个低水平财富上达到均衡而陷入贫困陷阱。
而对于一个行为人（behavioral，即实际中的人）来说，（ｅ，ｇ）不是内生化的，而把志向水平ｇ看作是给定的。个体根据ｇ０ 选择努力水平ｅ ，而志向水平此基础上继续向下调整，直到ｅ ＝ ０。初始财富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这种志向失灵中。
由此推断，假设有两个具有相同初始志向水平的行为决策者，初始财富水平低的人会选择更低的努力水平，因为低财富降低了边际收益。努力水平下降将导致志向水平产生差异，进一步降低均衡中的努力水平带来的边际效益。 由此志向失灵将进一步促进贫困陷阱发生。
一些贫困者因为“面子”问题而不愿意参与福利政策。这很有可能是由于“贫困”的污名化，或者社会等原因导致了贫困人口觉察到羞耻感和不被尊重感，而接受扶贫政策。贫困者的信心缺乏来源于污名，或贫困生活方式塑造的性格、心理健康程度原因。这些情况下贫困者自尊、效能感较低，容易否定自己，缺乏心理韧性（Resilience）。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贫困者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身份时，原本能做好的事情却做不好了。这种的原因是由于刻板形象的存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弱势的身份时，会降低对于自身的期许和行为的期望，继而降低努力程度，使得原本能做好的事情打折扣［８］。
个体的非行为较为普遍，但是贫困者的认知和决策偏差带来的损失将极大致富的进程，甚至导致一些已经脱贫者再度返贫。
一些贫困者安于现状，不愿意做出改变，更厌恶风险，因而在经济决策中极度保守，无法脱贫。这种现象有时候与志向失灵同时出现，相互影响，但是机制和理论有所不同。原因主要是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中个体的“Ｓ”形的价值函数，如图２。
个体在评估价值时以现状为“参考点”，损失来的心理价值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心理价值，因此个体失规避的偏好。贫困者在做决策时，会权衡“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改变参考点）的后果。不确定情况下， “改变现状”的损失是有可能的，而“维持现状”一般来说是确定没失的；相比预期收益，贫困者会对预期损失赋予更大的心理价值。为了规避损失和风险，贫困者倾向确定性、安于现状，所谓“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典型例子是在农村中推广一项成熟和更有效益的新技术时，尽管风险很小，但是在初期敢于尝试的人却很少。
一些贫困者容易出现短视行为，自控力差，容易受到。按照经典贴现理论，贴现函数ｆ（Ｄ）＝ｅ－ｋＤ 且不论近期和远期，额度大小的贴现效用顺序不变，即ＵＳ ＜ ＵＬ （见图３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选择较大的利益。
然而现实中的贴现模型中个体对于时间的偏好是不一致的，即现时消费比未来消费给个体带来的效用更大，贴现函数ｆ（Ｄ）＝ １１ ＋ｋＤ ，为双曲形式［９］。在近期收益中，今天小额收益的效用大于半年后大额收益的效用（ＵＳ ＞ ＵＬ ）（见图３Ｂ），即宁愿要今天的５０ 块钱，也不要半年后的１００块钱；因此个体会产生短视行为，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再者，边际收益效用是递减，而贫困者初始财富水平的低下，小额收益的边际效用可能远大于大额收益的边际效用，因此使贫困者更重视当期的“蝇头小利”。
缺乏自控与短视行为是类似的行为表现，但是其背后的原理主要来自于意志力的消耗。班纳吉发现，食不果腹贫困者获得援助后不是多买一些食物，而是买了一些味道更好的食物［１０］。在我国，贫困户获得一些鸡苗，但第二天却变成了下酒菜①。抵抗需要意志力，意志力是有限的心理资源。个体来自商品、休闲娱乐活动等外在会消耗个体的意志力，等到意志力消耗殆尽就无法继续抵抗［１１］。 贫困者收入有限，比其他人群需要抵制着更多的，从而耗费更多的意志力。
贫困者经常做出低质量的经济决策，主要原因是可能缺乏做出决策的认知资源和能力。经济决策往往是复杂的，需要调动大量的认知资源，特别是注意力资源。贫困人口由于处在稀缺的状态下，他们的注意力和认知资源大量集中于资源匮乏的领域和日常生计，导致自身认知“带宽”的不足［１２］，要么忽视了决策所需要的关键信息，要么无法应对过多的信息，导致在经济决策中失误甚至无法做出选择。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可能无法正确地利用概率进行决策。人们受到自动化思维、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等因素的影响，不一定能够正确认识概率，从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决策。前景理论中，个体对于概率的权重赋予函数较为特殊，见图４。
权重函数损失和收益框架中会产生所谓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表现为“碰运气”和“赌一把”：即在损失框架中人们会低估中高概率（我不会那么倒霉），在收益框架中人们会高估极低概率（我相信自己的运气）。而在极概率收益的领域，比如赌博或高风险产品，人们会更相信自己的运气，高估收益的概率而选择赌一把。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贫困者无法脱贫，一些已经脱贫的人还有可能因决策失误而返贫。
进一步需要阐明的是，行为失灵不是贫困人口的独特标签，而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行为特点，贫困状态下可能会加剧这些偏差和失误。 但是在决策失误后，相对富裕的人有“缓冲”的能力，贫困口则可能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上一部分我们将“贫困”现象归纳为两种类型：“无志”和“无为”并从心理和行为机制上进行了分析。那么“扶贫”具体应该如何做，使“无志”转为“有志”，使“无为”变为“有为”呢？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一些经验做法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解决“贫困”现象提供政策和方法参考。
“等靠要”和懒惰现象常复杂的问题，可能是上述几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对于小范围内的懒惰现象，可以将激励从物质收益转移到社会声誉，利用社会规范，治懒惰拔穷根。典型的案例是湖南十八洞村实行的“思想星级化管理”。其成功原理是将“主动脱贫”和“利他行为”转变为“面子”即社会规范，并以公示评分的方式促使个体在社会压力下转变行为，最后实现了村民由“看”到“干”的角色转换，并由此生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力①。
当争戴“贫困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的情况下，必须要将传统的宣传手段转变为有效的“营销”手段来做到移风易俗。传统宣传手段的实质是，“营销”手段的实质是“”，即带来心理感受。 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是社会认同感，即对于群体身份的认同和对群体荣誉的。最典型案例是１９８６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Dont mess with Texas（别给德克萨斯添乱／弄乱）”成功地减少了在高速上乱丢垃圾的社会风气②。我国党政宣传部门转变宣传思，有意识地借鉴商业营销的经验，针对“等靠要”和“不劳而获”的行为专门设计，借助广告、传统、网络社交广泛，最终做到移风易俗。
对于志向水平低和消极的心理问题，还是从心理干预着手。要通过专业心理干预手段去实现做到习总提出的给贫困户送温暖，送志气，送信心。 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心理干预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大量可行的方法，核心就是对于贫困者积极特质、情感和情绪的和促进。已经有表明肯定训练对于提升贫困者的志向水平有显著的作用［１３］。
为了应对污名化等问题，在未来扶贫工作和宣传中，对于贫困要有更正面更积极的表述，可以考虑用“后富者”代替“贫困户”的说法。扶贫工作者在扶贫过程中，与贫困者的沟通更自觉地注意工作方式方法，要更有人文关怀，帮助减少引起贫困者对于自身弱势身份的。
解决安于现状就是改变参考点，最关键在于最大限度降低贫困者到的损失概率，尽量提高到的收益概率。首先要为贫困群众选择收益有保障、损失概率小的项目；其次，金融机构要专门设计针对扶贫的特种保险产品，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再次，扶贫工作机制、与贫困人口的相关政策制度要有稳定性、延续性，贫困户联络干部尽量保持稳定，增加贫困者的确定知，促使其采取行动；最后，要耐心地给群众算清楚成本和收益两本账，要给贫困群众送信心、送决心。
解决短视和低自控力问题，社会声誉和社会规范依然是有效的手段。同时，设定目标、承诺机制，以及积极行为的及时励也将有助于贫困者增强自控力，达成长远目标。
个体低质量的决策需要从有效信息的提供来解决。针对贫困人口的政策需要尽可能地简化，以降低贫困者决策和申请的难度。扶贫政策可以提供简化而有效的决策信息，将概率凸显表征为预期收益，纠正个体对于概率的错误；同时设计一些建立在选择基础上的有利于贫困人口的默认选项，提高经济决策质量。
针对个体的经济决策，要为扶贫者设立“经济顾问”，其主要职责是帮助贫困者做出更的决策。“经济顾问”可以由扶贫干部担任，但最好的形式是通过社会组织招募志愿者，专门为贫困者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最后，如果一些错误决策是社会风气带来的，比如攀比、赌博，可以考虑用宣传营销手段解决。
以上提出的各项政策方法基于个体的行为洞见（Behavioral Insights），与传统公共政策有较大的区别，学界一般称之为“行为公共政策” （Behavioral PublicPolicy）［１４］，目前还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中国扶贫中“贫困”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界还继续从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实践界也要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加强与同行和学术界的交流，争取举一反三，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背景下，必须要应对思维范式的挑战和管理技术的挑战［１５］，尤其要解决的就是治理理论发展的问题。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加入个体这一治理主体。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上要从、市场、社会、个体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决，即建构四元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①，正式将精细化社会治理称为一项重要的治理。四元治理体系正是与精细化治理相统一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体现在“精确诊断”上，问题界定和判断依据都需要精准化；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分析”上，不同主体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最后体现在“对症下药”上，在精准科学判断界定原因后要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选择特定的政策工具进行干预。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要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充分发挥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打脱贫攻坚战②。
“贫困”正需要通过创新的扶贫模式和超常规的政策工具来利用和矫正个体失灵来解决。个体失灵的干预是中国学界较为陌生的领域，但已经成为国际公共政策学术和实践的前沿领域。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研究组织界各地从事行为政策的研究。英国、欧盟和美国也在2010和2014年先后在内设立了行政政策研究部门，实验新型的行为政策工具，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③。一些基于行为的新型公共政策，如宣传（Persuasion）［１６］、行为公共政策、助推（nudge）［１７］等，剑指个体失灵，能够为解决“扶贫”提供新思，更能准确地预测现有政策的效果［１８］。
我国扶贫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剩下小部分尚未脱贫群体可能陷入“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双重贫困陷阱之中，必须通过“扶贫”攻下这块脱贫道上的“拦虎”。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
“扶贫”需要顶层设计，尤其要解决扶贫过程中各主体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等靠要”等懒惰问题部分源于扶贫体系的不合理，助长了贫困者不劳而获的想法。扶贫体系中一定要对于各主体的行为设计有效、正确的激励机制，不能让扶贫干部累死，让扶贫资金打水漂，让懒惰的贫困者坐享其成。同时，扶贫工作的“软件” （制度、政策）设计和执行要稳定、可靠、更符合贫困人口心理、行为特点。
“贫困”的“诊断”要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在建档立卡过程中需要增加对于“贫困”主观数据的收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获取的贫困人口高频客观行为数据也可以用于贫困人口“贫困”的分析，更能作为干预政策有效性的依据。
“扶贫”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前沿领域，国外的扶贫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本土化的“贫困”在中国还没有深入的研究，也缺少成熟有效的方法。 应该设立研究基金或专门立项鼓励高校、智库、ＮＧＯ、企业加入研究队伍，尽快拿出有针对性、低价高效、操作难度低的扶贫方法。
“扶贫”要求扶贫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一部分“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用专业的心理和行为科学方法。有条件的地方要引入有经验、资质的心理工作者，辅助扶贫干部解决问题。扶贫干部也通过培训学习加深对于“贫困”的认识，尤其要避免由于在政策执行时的不人性化而使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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