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种高等教育的回报问题，包括学科和大学。由于个人会在多种教育 (学科和学校) 中进行选择，因此工具变量估计会受到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多个工具变量，并且还要考虑如下问题：选择同一教育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次优选择。本文利用挪威高等教育系统中丰富的数据解决了上述问题。集中化的录取过程从不连续中创造了可靠的工具变量，这种不连续有效的将录取边缘的申请者随机区分开来，并将他们分在了不同的大学和学科。录取过程同样可以依据志愿提供申请者关于最优偏好和次优选择的信息。本文由以上数据和IV法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1) 不同学科之间的回报差异巨大，就算考虑了大学和个体差异依然如此；(2) 大学对工资的影响小于学科对工资的影响；(3) 学科回报估计与选择在某一学科拥有比较优势的个人相一致。将本文估计结果与其他方法对比说明了运用工具变量去矫正选择偏误和个体偏好信息的重要性。
购买不同商品的个体会受到因国际贸易导致相对价格变化的不同影响。本文构建了一衡量国家内不同消费者间由国际贸易导致不同得益的方法，这种方法拥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因为它建立在汇总数据和可由双边贸易和生产数据估计得到的模型参数之上。本文估计了由模型产生的非位似引力方程来获得关键参数，并通过贸易成本的反事实变化识别了贸易对福利变化的影响。估计参数显示贸易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影响大不相同。具体来看，由贸易产生的得益向穷人倾斜，这是因为穷人的消费集中在贸易部门，并且这些部门有着较低的价格弹性。
决策顺序会影响决策行为吗？在控制变量之后，本文发现过往决策的顺序会影响当期的决策过程。具体来看，决策者会呈现负向自相关的决策行为。本文在考察三个『高赌注』(high stake) 行业决策 (美国难民避难庭审决定、信贷员贷款申请决定以及MLB裁判裁决) 之后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指出这种负向自相关的决策行为可能会导致决策逆转和错误。这与赌徒 (即人们低估了连续出现相同结果的可能性) 的预测一致。对于较为温和、经验不丰富的决策者来说，负向自相关更加强烈，同时当现期情况和前期情况较为相似或发生时间较为相近，亦或是当决策者面临着较低的准确性动机时，同一方向的决策会连续更多次数。本文考察了如次数、学习以及决策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但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对上述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而决策顺序依然拥有较强的解释力。
本文构建了一个在对相关结构和关系不完美理解的情况下分析决策过程的框架。决策者 (decision maker, DM) 面临一个关于众多变量 (包括前期决策者做出的行为) 的长期概率分布p。决策者特征由一主观模型 (subjective causal model) 刻画，并由无回有向图 (directed acyclic graph) 表示。DM试图使得该模型对应p分布，结果形成了一可以扭曲p分布的主观 (subjective belief)。正是这种扭曲，DM对于行动的评估可以随着它们的长期频率而变化。因此，本文将这类个体行为定义为『个人均衡』(personal equilibrium)。这一框架使得对性归因错误的图形表达变得简单，同时为检验DM行为的程度提供了工具。本文还通过对教育需求、公共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展示了该框架的适用性。
本文建立并结构性地估计了异质性多产品企业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分解企业生产分配，测定成本、质量 (企业偏好)、加价和产品范围的作用。利用价格和销售的尼尔森条码 (Nielsen barcode) 数据，本文发现企业偏好和产品范围的差异解释了至少五分之四的企业销售差异。本文显示，企业内部产品的不完全替代性以及大企业比小企业生产更多种类产品的事实说明标准化的生产力衡量尺度高度依赖于绝对的需求假设，并可能大大低估了大企业的相对生产力。尽管大多数企业都可由持续加价的垄断竞争基准估计，本文发现占到总体销售大头的大型企业并不适用于这一基准，并且呈现出可变加价和作用 (cannibalization effects)。
本文基于巴西各市民事法庭开庭数量的不同 (原文为congestion，拥挤程度) 以及为债权人利益的破产，讨论了法院执行能力对于企业获得资金、投资和规模的影响。本文发现，在那些法院『不拥挤』的城市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抵押贷款，同时会进行更多的投资并在破产后产出更高的价值。为了确定关系，本文利用了工具变量法来探究巴西有关司法机构的法律，并关注了在同一州内法律边界相邻城市不同的法庭『拥挤』状况。本文结果显示，法庭执行力的不同影响了破产对企业获得资金、投资和规模的作用。
本文实验在南美洲中等收入国家厄瓜多尔开展：24000名幼儿园学生在各个幼儿园中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班级。本文拥有极为丰富的数据。对于学生，在每学年结束时，研究人员会收集学生在数学和语言考试 (各有八次) 的数据；研究人员还测试了学生的控制能力、记忆力、专注水平以及认知灵活性，这些被统称为执行能力 (executive function, EF)，用以衡量学生控制思维、行动和情感的能力。在课堂上，所有老师的授课行为都被，并且根据课堂评分系统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CLASS) 计算课堂质量。老师的其他特质，如教龄、教育、合同状态、IQ、控制能力、家庭教育等也被记录。最后，研究人员收集了学生的家庭数据，除了常规变量之外还包括了家长对于教学质量的评价。利用上述数据，本文发现课堂质量一个标准差的提高将分别导致在语言、数学和EF上0.11、0.11和0.07的标准差的提高；由CLASS衡量的教师行为也与学生测试成绩正向相关；家长可以识别出好教师，但一般不会据此改变对其子女的投资行为 (如转班等)。
财富状况是否会父母对其子女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对佐治亚Cherokee Land Lottery后的近五十年进行了数据追踪，在此期间财富因向家庭的随机财产分配而被放松。本文的关注对象为1832年Cherokee Land Lottery参与者的后代，该州内几乎每一个成年白人男子都参与了此活动。赢家会获得一大笔钱，这笔钱财可能会影响其潜在特征，并进而会影响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果显示，尽管赢家比输家有更多的子女，但赢家子女中并不会有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赢家的儿子并没有比输家的孩子取得更好的成就 (财富、收入、教育水平)，赢家的孙代并没有比输家的孙代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或入学率。这说明在这个例子中，家庭财富状况只在后代的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起到有限的作用。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许多国家纷纷取消了跨国金融交易的，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全球化浪潮。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以评估分析金融全球化的可观测影响，主要为了本文的观点：国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增加可部分归咎于金融全球化。该模型着重强调了对于国内债务以及国内国际债务交互影响的非完美执行 (imperfect enforcement) 的作用。金融全球化会产生许多影响：(1) 国内资本外逃以及其对净资本流动、投资和增长的不确定影响：(2) 资本流入和更高的投资和增长水平；(3) 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和不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该模型显示了金融全球化如何依赖于一国的发展程度、生产率、国内储蓄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的质量。
本文研究了企业层面的性冲击 (idiosyncratic shocks) 是否会在生产网络中蔓延。本文将性冲击定义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本文发现，受到影响的供应商会将他们受到的产出损失到消费者身上，特别是当他们生产某种特定的投入品。这种产出损失进而会导致巨大的市场损失，还会因溢出效应影响其他供应商。本文点估计结果参数很大，说明投入特定性 (imput specificity) 是经济中性冲击传递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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