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夏时期的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同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自身特有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尤其在书面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特点，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摘要：辽金元夏时期的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同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自身特有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尤其在书面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特点，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都城的转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开始杂居并通婚，由于汉族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很多少数民族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其语言、风俗及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最为关键。生态(包括自然与文化)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的范围，这种在自然下形成的文化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辽金元夏四朝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所，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为基础。“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状态的辽金元夏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与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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