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地方债务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骤然将地方债务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经济起飞的原始积累阶段具有其他社会形态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因此，客观看待地方债务问题形成的历史轨迹，正确分析地方债务成因，理性评估地方债务现状，合理提出地方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效改善地方债务产生的社会，才能在发展中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通常把地方债务的成因归结到地方身上，很少考虑地方债务问题形成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而本文从历史国情、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特点三个层面分析地方债务成因，可能更理性、更客观。
首先，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初期面临着十分窘迫的发展，非常急迫的发展任务和极度薄弱的基础条件，要想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高度介入市场，并没有更多的径可以选择。
其次，我国是一个以银行借贷市场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我们知道，商业银行的放款原则是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可能由地方“兜底”的地方融资平台获得银行借款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从资金供应角度看，这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更容易流向地方项目。除此之外，地方举债许多是由于国家立项投资的项目大多需要各级的配套投入，不承诺配套投入，就争取不到项目，而大部分配套资金是通过融资解决，形成债务。
第三，由于财事权不对称，地方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工程要由地方负担，地方于是通过大规模向银行融资来获取资金支持，形成了大规模地方债务。而在近些年，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对经济的投资扩张计划也要求地方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因此，地方债务规模逐步增大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密切相关。
此外，由于对地方的业绩考核等问题，一些甚至大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也通过举债增加投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债规模．
判断地方债务规模是否过大，不仅取决于其绝对规模数据，也取决于其相对规模的比较。从目前来看，在财政部的地方债务强监管下，地方各级在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和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等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
比起国家的地方，我国地方拥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殊性，即较强国有资产变现能力，通过国有企业，不但可以盘活大量存量资本，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并且能够财政可用资金。据统计，非金融国企股权结构每年可变现万亿存量资金，为适当增加负债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其次，按窄口径匡算，我国的主权资产净值在20万亿元左右[1]，说明对于主权债务，我国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将其覆盖。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的支撑下，在国企的带动下，我国地方债务具备良好的承担机制，短期内债务危机爆发的几率较小。
2016年，我国地方一般债务还本额为3.04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8.73万亿元，占比43.99%。2017年全年地方一般债券累计发行2.36万亿元，2017年末地方一般债务10.33万亿元，根据有关部门估算，2017年我国地方一般债务额约为1.82万亿元[2]，较2016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根据财政部披露，2017年1-12月，我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4万亿元，同比增长7.7%，可以测算，一般债务额对财政收入占比为19.91%，由此看出，相对综合财力，地方偿债压力大幅下降。在2018年财政预算报告草案中，安排地方专项债券1.35万亿元，比2017年增加5500亿元，增幅大幅提高。这说明，随着我国地方举债的不断规范，专项债务成为我国地方越来越重要的融资方式，偿债压力也会进一步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得到缓释。
总之，在评估地方债务风险大小时，需要从债务规模、承担机制和偿债结构上客观务实进行分析，既不能低估，也不可张皇失措。
债务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有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和增长速度来评估债务风险才具有意义。从绝对数量上控制债务风险只是治标之策，只有推动经济增长，将地方债务放在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上看，努力在发展中化解风险，才是治本之策。
从操作角度，并不仅仅是控制规模，应该更加细腻化处理，战略上重视，战术上。第一，应进行各类性债务的全面梳理，明确各级债务的产生原因，由哪级产生就由哪级提出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可以把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产生的债务与那些、搞面子工程的项目分开来，追究责任。第二，要梳理债务期限，改善债务结构，调节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配置，如通过债务置换，以长期的、低利率的资金置换地方的前几年的高息融资，缓解当期偿债压力，提高总体偿债能力。第三，通过构府平滑基金等项目，降低债务成本，分散债务风险。第四，建立地方债务转让平台，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部分地方债务问题。
从资本市场角度，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展更多融资渠道，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比例。第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更广泛的融资渠道，发达的市场化金融体系有利于降低地方融资占比，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第二，地方可以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承接基础性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将市政公共事业产业化，让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领域经营性项目的投资，促进融资主体多元化，分散债务风险。
从运行机制角度，要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将职能和市场职能明确切开。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按照中央政策，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明确市场化的经营方向，严格切断地方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资本注入和人事关联等勾稽关系，使其与融资职能明确分开，提高转型效率，从运行机制上防控未来长期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的机制性风险。
从战略与战术的配合角度看，我们主张在行进中变道，而不是刹车变道。一是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迫在眉睫，增加债务可以马上缓解面临的债务风险。二是一些重大项目，只需很少的资金就能完成，债务对于项目能力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否则就意味着过去投资的巨大浪费。三是新的债务对一个地区优势产业链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可以考虑放松债务规模。最后，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既要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也要防止急刹车产生的风险，当前，对于地方债务的急刹车风险正在。显而易见，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急刹车、大起大落的方式方法风险更大，当然是不足取的。
近年来，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依赖的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交易成本、税收费用、劳动力成本、土地、物流、能源和汇率等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高居不下，使得我国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如前所述，债务规模的大小是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小而言的，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债务风险越小，债务风险的化解越快。因此化解地方债务问题的治本之策，应该是在管理控制好既有债务风险和债务规模的同时，加快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进入新时代，依然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重要的经济工作目标，这是审时度势做出的正确判断和重大战略决策。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要进行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影响最为显著的方面。
一是降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运行成本。首先，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减少无效能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市场价值。其次，降低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最后，优化税费结构，降低税费负担。
二是国企需要有根本性突破。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要想持续实现中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必须加大力度。要加速推进混改，避免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现象。
三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为此，应该尽快在科研体制、知识产权、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合理划分与企业的科技分工等方面积极推进。实现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四是厘清部门间的关系，理顺横向、纵向以及条块部门职能，经济运行的顺畅，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最后，进一步完善规范领导干部考核任用、提拔晋升机制，避免政绩工程，防止新人不理旧账。（作者单位：工商大学研究生院）李悦是谁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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